9月伊始，莘莘学子进入“开学模式”，一场又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学礼活动也在各大校园接连举行。其中，不少学校的“开学第一课”从耕读开始。不久前，“传承耕读文化弘扬耕读家风”教研活动在义乌市赤岸小学举行，100多名优秀少先队员生动展现了认知、实践、传承“三部曲”，为全市少先队“耕读文化”主题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范本。
义乌耕读文化深厚。“勤耕好学”作为新时期“义乌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代代义乌人传承不息、践行不止。赤岸镇历史悠久，耕读文化特征鲜明、积累深厚。这里人文荟萃、英才辈出。“其根本原因就是耕读文化的发达。”义乌地方志资深专家傅健老师如是说。
聚流成河
“耕读”成为专词始于宋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重视教化，耕读文化源远流长。
《农村·农业·农民》期刊曾发文解读“耕读文化的内涵与传承”。文章认为，学术界多数学者比较认同，耕读文化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儒家主张区分耕读，并在民间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理念。农家学派许行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他既教授门徒文化知识，又率领门徒参加耕种劳动，研究农业技术和传授耕种技能，形成了早期耕读教育的雏形。
汉魏时期，耕读事例渐多。耕读文化的主要特点是以读为主，以耕为辅，耕种的目的是养学，半耕半读主要集中在隐逸之士和学子身上。如“带经而锄”的倪宽、“躬耕于南阳”的诸葛亮、“种豆南山下”的陶渊明、“带经而农”的皇甫谧等。
至宋仁宗时期，劝耕劝读政策颁布，农家、士人出身的子弟踊跃参加科举考试。至此，流淌千余年的耕读文化汇聚成洪流，“耕读”作为专词应运而生。
《论“耕读文化”在宋代的确立》一文提出，最早出现“耕读”二字连用的，似是北宋中期的曾巩。而真正将“耕读”作为一个词语和概念使用的，是北宋后期官员唐庚。他所拟的考试策论题目为《耕读》，并在材料中提示了耕读演变的历史：三代时，只有六卿之官吏与六卿之百姓两类，读与耕并无分野；春秋时，管仲划分人民为士、农、工、商四民，人们才各司其业；至孔孟，将读与耕强化为君子与小人之事。并让考生论述：古来圣贤无不耕作，孔孟为何这么说呢？这一试题的提出，为当时流行的耕读模式扫清了理论障碍，也为“耕读”一词和耕读理念的登台鸣锣开道，大造舆论。
至南宋，耕读一词进一步扩展，将耕读名之于室额的大有人在。李敬子因故被免官，筑室曰“耕读”，并号召广大士人耕读，受到士绅的高度赞扬。宋代遗民卫富益隐居教授著述，晚年还故里，自号“耕读居士”。
“耕读何妨兼营，古人有出而负耒，入而横经者矣。”正如清代王永彬在《围炉夜话》中所说，宋朝以后数百年间，耕读文化发展更为迅速，“耕读传家”成为普遍现象。在文风浓郁的浙江等东南地区，“力农重谷，然颇好儒，所至村落，皆聚徒教授”的现象比比皆是。而在文学艺术领域，“渔樵耕读”题材也成了诗词画作、传统服饰、瓷器、建筑雕饰、家具图案的“常客”。义乌亦然。
星罗棋布
摩崖石刻见证往日繁荣
古人云：事稼穑，丰五谷，养家口，立性命，乃以为“耕”；知诗书，达礼义，立高德，养身性，乃以为“读”。
赤岸镇开化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先民居住。1984年，上谷村就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石斧。据傅健老师考证，类似的农耕文化印记，赤岸镇还有不少。
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报告显示，在青口村南太婆山遗址上，在距地表深0.2～1.5米、长约100米的田坎断面上，裸露的汉代的麻布纹陶瓦和几何纹砖残片甚多。在異村东侧的桃树山，有汉—唐的異村墓群，面积约100平方米。这个墓群里，采集到一面唐·海兽葡萄镜，直径9.6厘米，圆形，伏兽形纽。海兽葡萄纹铜镜曾流行于唐代，以武则天时期最为盛行，是中国古代铜镜制作的最后一个高峰。这面海兽葡萄镜显示出极高的工艺水平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难怪明人要说：‘唐镜、宣炉皆朝廷盛世物云。’”傅健打趣道。
古往今来，赤岸人民擅稼穑。山盘村、下水碓村因盛产杨梅，义乌民谚赞道：“山盘下水碓，杨梅一大堆。”而山村晓丰，旧称新坞坑，古志里记载：“产名茶”。
松涛阵阵，流水淙淙，正是读书好去处。乔溪村的松瀑山曾是旧时读书人的聚集地。至今，村南乔峡石壁上仍存摩崖石刻：“松瀑泉石”四字稍大，还有几行稍小的字，“是人间尘外境，何须入峭壁森，佳水澈底清。来坐禅，石危多隐者，春来砌岸锄荒径。”另有“松瀑山”名号石刻101字，分7行阴刻在“金布机”石上，字面有局部损坏，落款为：时嘉定丁丑(1217)十有一月戊戌里人朱公望应之撰并书。
无独有偶。在毛店村坞菇山西水渠旁，留有明代楷书摩崖石刻：“景泰丙子(1456)至已卯(1459)莲(连)年大旱，开通水圳，貌儿塘、耙塘、藕荷塘，放水承注，坞菇山下、横路山下田地□□四斗耳。”字径5厘米见方。这是一方记载当时当地水利工程和气象资料的题刻。
义乌私塾发端早，数量多。据考证，位于赤岸的端本学堂创办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义乌最早的学堂之一。端本学堂因建在乔亭村中的敦本祠，故名。傅健在《赤岸耕读文化》一文中，展示了学堂创办时期的合影和曾用教科书的照片。
阡陌里巷
朱氏讲读之声相闻
赤岸得名因朱氏且千年。
《义乌县志(嘉庆)》记载，蒲墟朱氏历代官宦，豪门出身。朱家有女许于望族王姓之家，聘礼甚厚，朱家的妆奁也极丰。迎亲之日，送嫁妆的队伍沿溪而行，两族车红倒映于水中，溪水色泽如丹，乡人均以为荣。此后，人们就将这条溪叫做丹溪，溪旁的蒲墟村改名为赤岸。
朱氏一族耕读之风代代相传。在《赤岸朱氏宗谱》(1925年重修)中记载：“父子自为师友，里巷中讲读之声相闻，至夜半不已，其进未可量也。”
翻阅资料可见，耕读之风盛行。
朱质(1163—1233)，累官太常寺少卿兼权吏部左侍郎。他能文善武，绍熙癸丑年(1193年)，录为进士，殿试时钦定为榜眼。朱质秉性刚直，因反对权臣对金妥协投降而被罢官。他在政事之暇，还著书立说，曾有《易说举要》《奏议诗文杂稿》传世。
在里城村，流传着“朱氏九子七登科”的美谈。朱良佑(1142—1214)，积善好修。其孙名杞，生九子，其中七子皆登科入仕。因教子有方，杞被授予婺州路判官之职。
元代名医朱震亨(1281—1358)，被尊称为“丹溪翁”“丹溪先生”。他先就学于许谦门下，学业渐成；后改医道，融诸家之长，倡导滋阴学说，创立丹溪学派。其弟子众多，方书东传日本后，办有日本“丹溪学社”，前后长达200余年。
除了从学、行医外，他是“耕读文化”的忠实践行者，积极从事农田水利建设。宋濂在《蜀墅塘记》中，记录了朱震亨修复蜀墅塘的始末，曰：“震亨遂尽召有田之民，履其亩而使之输其力，荐货有差，复出役夫之功一千，以为众倡，众悦趋之，一听震亨之经画，补其阙遗，增以崇高，筑其址加辟，而渐杀其上，堤之西垂凿石为斗门，视水溢乾，而时畜泄之。门之上架徒杠，以便行者。木窦易坏，则易以坚石，且定为高下之穴，使欲水者先后有程而不紊。复惧历岁之久而堤弗固也，请于掌堂事者，中析粥鱼之利而嗣葺之。凡用钱四千缗，夫一万功，经始于五年(1345)秋八月庚申，踰三月乃告成。”
清朝后期，朱店村的朱一新家族大放光彩。朱一新(1846—1894)著述颇丰，对经学尤有研究，为汉宋调和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其父朱凤毛曾任寿昌教谕、国子监学政等职。其弟朱怀新在山东治理黄河五年，年年安全度汛。
清朝末年，朱献文(1872—1949)由拔贡考入京师仕学馆，研习法政，后被选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回国后，在清政府、中华民国的政府机构中担任法务要员，对推行法制建树颇多。其俭朴平易的作风，至今为人称道。
丹溪两岸
“好学”事迹史不绝书
考证南宋义乌儒学传承谱系后，傅健发现，其传承的主力军在赤岸。
公元1219年，朱熹嫡传弟子徐侨遭劾归乡，在赤岸创办东岩书舍，聚徒讲学，传播理学文化十数年。公元1358年，一代名儒金涓为避战乱，迁移隐居至蜀墅塘边的青村(即塘边村)，开荒种地、把酒东篱、吟诗作赋，繁衍子孙后代。此外，朱质更是吕祖谦婺学、唐仲友经制之学的“双料传人”。
流水不朽，书声不绝。丹溪两岸，“好学”事迹史不绝书。
青口村至今保存着王龙泽像和“状元及第”竖匾。王龙泽(1246—1294)，乃宋朝最后一个状元，也是义乌历史上唯一的状元。他师从义乌名士石一鳌，与黄溍同为其弟子，后入太学。宋朝灭亡十多年后，元世祖忽必烈对其器重，特委之以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之职，并差人备马亲去青口村相请，如是近十次。王龙泽感其诚，到任后尊贤敬老、剪除豪强、捐俸赈恤，百姓赞誉有加。
资料记载：赤岸杨氏族人善读书者众，有“杨氏十八进士”之颂。“杨追远祠：祀先世登仕籍者。杨氏自后唐回图使讳虎，唐宰相绾五世孙也，奉身简寡，传家清白，世居县南之赤岸。子孙登科第者十有八人。”杨忱中即是其中之一，史载：杨忱中精通《易经》，名位列旧志文苑之榜首。
南宋建炎年间，东阳孝子冯子华裔孙冯致政遭兵燹，依外家刘氏，遂占籍赤岸。德祐元年(1275年)，京都临安被攻破。冯友仁(1244—1323)烧毁印绶，从水路潜回义乌，隐居谢事，誓不当元朝命官。他自称“丹溪闲叟”，以吟诗作赋为乐事。其墓志铭由赵孟頫亲撰，曰：“国为纯臣，家为孝子；完节首阳，游德梓里。不朽者名，奕奕青史；食报于天，在其孙子。”
如何“食报于天”？清代东阳人楼上层撰写的《金华耆旧补》一书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下婺州，过义乌，冯道传(冯友仁之子)以牛酒往犒，输粮八百石，太祖欲官之，以老固辞，太祖脱御袍赐之。”故，今天的赤岸冯氏宗祠之寝室，破格升为九间，享堂为五间，为九五之数。
后，赤岸冯氏亦是能人辈出。冯允奇(1600—1680)是目前已知的从事海外贸易的第一个义乌人。《赤岸孝冯氏宗谱》(1924年重修)载：“数奇有待，出塞贸迁；波斯珍异，载满归船。”鲁迅“通人”冯雪峰(1903—1976)，在战争中成长为我国著名的湖畔诗人、文学评论家。值得一提的是，冯泽芳(1899—1959)作为中国现代棉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是赤岸耕读文化践行者的杰出代表。他毕生致力于棉花科研、技术推广、农业教育，撰写了《合于中国栽种的洋棉》《合于中国栽培的细绒棉》《中国的棉花》等通俗读物，组织编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棉花专著《中国棉花栽培学》，对推动当时的棉花生产起到了技术指导作用。
文化根植于乡土。多年来，赤岸镇深挖传统文化，开展了全域“耕读文化传承”活动。眼下，各村都可见耕读文化的靓丽身影：漫步于雅端村，“耕读家风”牌匾高高立于陈氏家庙头门；湾塘村的先祖们留下古训，要以耕读为本，保持勤俭之性，为知书达理为正心修身；五柳村村口石墙上，“耕读长廊”凝聚了村民们的思乡情、好学心与孝老情……
“耕读文化是提倡个人读书要和劳动相结合的身体力行精神，以及报效国家、服务百姓的人生价值；强调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强调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体现了天人合一、知行合一、自立自强、修身立德的思想理念。”傅健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和弘扬耕读文化，对于增强全民族的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全媒体记者左翠玉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