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东西是我们家几代人保存下来的，我爷爷传给我爸爸，我爸爸传给我，我又精心保管了70多年。”日前，义乌方志馆工作人员徐挚挚接待了一位热心市民。他叫朱启忠，今年已经88岁高龄，随身带来了14份祖传百年的契约凭据。其中，有清朝同治年间的“赋役黄册”、宣统年间的“实征册”，还有民国年间的“户摺”“浙江新契纸”等。每一样都用纸袋、信封精心地包裹着。
“老先生捐赠的这些资料，都是明清以来，政府为了征派赋役编造的各种与‘田赋’相关的旧票证。”市地方志编纂室文史专家傅健老师介绍，它们是见证我国土地权属变更的重要历史资料，具有深刻、厚重的历史文化意义。
“一滴水照见太阳。”通过朱启忠老人捐赠的祖传契约凭据，我们不但能重读明清以来义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也能在“故纸堆里觅苍皇”，来扒一扒古代义乌“田赋”的那些事儿。
旧票证“照见”百余年赋役历史
这些历经百余年岁月洗礼的契约凭据，是如何“照见”明清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傅健为我们科普了三种旧票证的概念和历史。
明洪武十九年(1386年)，明太祖念民贫富不均，而赋税多不以实自占，往往以田飞洒诡寄，昏赖推那，遣国子生临县，将各乡田土一一经量，编画《鱼鳞图册》以记之。图册中详细记载各块土地的面积、地形、四至、土质和业主的姓名，编制一式四份分存户部、布政司、府、县。因为图上所绘田亩挨次排列状如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五年后，又编制了记载户籍的《黄册》。编制的办法是以“里”为单位，每十年编造一次，其中记载各户的人口、田产和应负担的赋役。共编制四份，一份呈送户部，三份分存布政司和府、县，作为征发赋役的根据。四份当中呈送户部的一份，封面为黄色，所以被称为“黄册”。
俗语云：“黄册死而实征活”。因《黄册》编制间隔时间长达十年之久，人丁、事产不能及时更新，往往与实际情形严重脱节。地方官府为了应对征税过程中产生的实际问题，在县以下的乡村基层社会中，另外编纂有一种“赋役册籍”，即“实征册”，上面记载了当年纳税户的姓名与应纳数量，是征收赋税的真正依据。
又因买卖、继承析产等原因，纳税对象或标的经常发生变动，征方须及时发给新的“清釐户摺”。根据户摺上业户须知的“规定”，户摺为承粮之证据，同时还针对买卖户摺行为、因继承或析产等原因变更所有权、呈交户摺请求推收等种种事项，列出了具体而详实的细则。
与上面几种票证不同，浙江省新契纸为验契用，准确而言，所收纸费、登记费为手续费，非税收。
民国初年，政权更迭，北洋政府为清查核验前清不动产权情况，催民注册收费，是中央政府财政开源增收的重要手段，浙江省新契纸计划于民国二年(1913年)到民国五年(1916年)实行。上面盖有“浙江国税厅筹备处关防”的印章，横向三方，一般两方左右骑缝章，一方年月填写处，发送各县之前皆预先加盖于契纸上。
据史料记载：民国二年，各省陆续成立国税厅筹备处，处理国税、地方税交接事宜。民国三年五月，财政部将各省国税厅筹备处及财政司同时取消，另行设立各省财政厅统管全国税务征收事宜。在此财政改革大背景下，浙江省国税厅筹备处仅存一年多。目前，留存下来的浙江新契纸确也仅见民国二年、三年之契纸。
88岁老人热衷收藏老物件
朱启忠何许人也？他是土生土长的义乌人，参过军，当过政工干事，1996年从市邮电局退休。他喜欢文艺，痴迷越剧，爱好写作。
在和煦的冬日暖阳里，记者与老人如约见面。他声音洪亮，精神矍铄，寒暄过后，他把祖传的契约凭据放在一旁，先把一本繁体字版本的《中国形势一览图》打开。
“这本书是很有价值的，市面上肯定找不到了。”从朱启忠的讲述中了解到，此书是他爷爷朱文运就读太学时的地理教科书，距今已有115年历史。书中记载了当时的“中国全图”以及“省图”“省志”，还有铁路、商埠、人口、地质和物产等丰富内容。值得一提的是，“省志”的内容别具一格。如，四川省志讲“栈道”，广西省志讲“三苗九黎”……很多内容都让今人感到新奇。
随后，朱启忠从纸袋里轻轻拿出一叠旧的契约凭据，虽有些泛黄，但保存良好。“这些都是家里的先辈代代相传的，有的写着我太爷爷朱人蔚的名字，有的写着我爷爷朱文运的名字，还有的写着我爸爸朱云锦的名字。”他说。
这些珍贵的资料得以留存至今，与朱启忠的家族传承息息相关。据他查阅《朱氏宗谱》考证，其先祖为官甚多，政清勤劳、著书立说，文臣武将不少。至清咸丰元年(1851年)，朱氏先人朱仲严主建了祖屋“新厅”。“当时是我们祖上的鼎盛富裕时期，良田众多，收成有千石之多，名气很大，远近皆知。”朱启忠说，他在祖屋出生、长大、结婚、生子，一直住到70多岁。在他的手机里保留着一段翻拍的影像，留下了“新厅”的印记：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恢宏气派的“九间头”；廊下雕刻美轮美奂，飞禽走兽活灵活现，人物故事栩栩如生；中堂悬一牌匾，上书：润德堂，书者自谓：古山陈度……世易时移，祖屋已不存，牌匾却依旧悬挂于老人位于北苑街道春晗三区的新家里。
“你看这两块铁皮门牌，身份也不一般。”朱启忠手里拿的是一块斑驳的深蓝底白字的铁皮门牌，上面自右而左写着：義烏縣第四區敦敘鄉下理家第四十號，下面还有一个阿拉伯数字“40”。另一块门牌如出一辙，只是号牌不同，为“第二八號”。“牌子原来是钉在祖屋和村里其他房屋上的。”让他疑惑的是，下里角塘原是农村，属稠城镇，距县城约5华里。“没想到，民国时期，这里竟已有门牌号了。而且，这么多年，我一直到处请教，竟然没有找到跟这两个门牌号对应的地名和资料，奇怪了！”
展示完手头的老物件后，朱启忠又拿过来一本“捐赠证书”，这是上海越剧院为了感谢他捐赠的越剧年历和《戏文》杂志等档案资料而颁发的。“不久前，他们来了4个人，拎的拎，搬的搬，才把所有东西都带走。里面很多资料都是难得再见的，光越剧的碟片就有满满两大铁皮箱子，还有五十多年前的杂志。”他笑着说，自己爱看戏、爱听戏，也喜欢编戏、唱戏，几十年坚持不辍收藏越剧资料已经成了习惯。
古代义乌那些“增税”的事儿
窥一斑而知全豹。在《义乌县“田赋”》一文中，傅健写道：“田赋由来已久。历来封建王朝从中央到地方，都将按土地征收的赋税作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名称、计征方法和税负则多变。”
义乌征收税粮可考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宋朝。当时规定，夏税征钱，秋税征粟米，一年中分两季交纳。嘉定十二年(1219年)宋廷规定：凡外货，不用金银铜钱，而代替以绢帛、瓷器。由于这项政策的执行，中国生产的丝绸、瓷器大量地输出和销往南洋及以外各国。
考据史料发现，其时，义乌酒税繁重。南宋状元、永康人陈亮曾专门写了一篇《义乌县减酒额记》。文中写道：义乌尉赵君师日以书来曰：“邑之课额，惟酒为重。”百姓从酿酒到进入市肆，被层层盘剥，以致“逋负岁积，以至于不可计，官不得脱，而吏就黥者相望。”直至淳熙十二年(1185年)，“资政殿大学士李公之镇是邦也……立命减煮酒额一百石，每石为减旧额一缗，清酒月减二百缗，又蠲其旧，逋几万缗，一邑自是获苏，官逃其责而民安焉。酒额岁不亏一钱，而郡县交便之。”由是，义乌百姓感恩戴德，“邑民将立公生祠于星祠之东，而朝暮奉事。”
元至正十年(1350年)，浙东廉访使董守悫、佥事余阙，以田多失实，议根括田税，使民随田受役。乃命婺州路总管督诸县练习田事之人，履亩而核之，其定着为籍，有“流水”“类姓”和“鼠尾”。其经过，义乌人王袆著有长篇《婺州路均役记》，曰：“今董公之于婺，正其土田，修其役法，积年之弊，一旦以除。”“公名守悫，字某，真定稿城人，以元勋世家践扬中外，风声茂着，为时名臣，其镇浙东，列郡皆蒙其惠。”
史料记载明朝曾多次加派赋额：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因“倭寇扰浙，兵粮不敷”，义乌县按赋额加派1/3，征收兵饷银3118两，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增至8809两；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加派辽饷3次；崇祯时又加派助饷、剿饷、练饷、均输。自嘉靖至崇祯，饷银犹派征四千八百六十二两七钱有奇。
清承明制，规定夏税于二月至五月征收，称“上忙”；秋粮于八月到十一月征收，称“下忙”。粮、银、钱三者兼收，以银为主。
义乌百姓不堪其重。如，康熙六年(1667年)，义乌县应交南米1300石，供地方驻军俸饷食用。胥吏征收南米常“以小户之浮收，补大户之短偿”，绅户纳粮一石只收五六斗，民户则需三四石抵一石。光绪廿八年(1902年)起为筹集庚子赔款加征粮捐，加上必须以银交纳，而银贵钱贱，负担加数倍。除了正赋，还以实物交纳漕粮和南米。
当然，史料也有“减赋”的记载。从顺治二年至嘉庆七年的158年间，曾全免地丁9次，灾情减免3次，尾欠减免10次。
民国时期，时局混乱，大小军阀征战不休，捞钱的方式不一而足。四川的军阀杨森居然想出了“粪捐”，即下令把守城门的士兵向挑粪的农民征收粪捐，否则不许出去。此令一出怨声载道。“怪才”刘师亮写了一副对联加以讽刺：自古未闻粪有税，如今只剩屁无捐；横批：民国万税。由此可见，义乌百姓亦是民生多艰。
时光荏苒，时代更迭。曾经占据百姓生活重要地位的老物件、旧票证等，都已经褪去了原有的功能，成了那些岁月、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和诉说者，带领我们穿越一个个时光隧道。
回望往昔，更加珍惜当下。“我把祖传的契约凭据和收藏的老物件都捐赠出来，是想让这些珍贵的物品和资料能够得到更有效的保护，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历史和文化，并永久传承下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朱启忠笑着说。
全媒体记者左翠玉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