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兴钱夫妇
我今年88岁，是目前义乌细菌战年纪最大的受害幸存者之一，也是崇山村对日索赔的第一批原告。原本，我有一个幸福的六口之家:爸爸、妈妈、奶奶、妻子、弟弟和我，那场鼠疫让我们完整的家从此残缺不全。
1942年10月，村民王焕章第一个感染鼠疫并死亡，之后村里陆续开始死人，我明显感觉到村内死老鼠多了起来。当时我负责看牛，睡在家门口的牛栏里，我听到成群结队的老鼠从房屋横梁上爬过，发出吱吱的声音，一些老鼠直接从房顶掉下来摔在地上，死了。
10岁的弟弟王兴桂是家中最早感染鼠疫的。老鼠退去后的一天上午，我们在地里收糖梗，弟弟从家里跑出来告诉我们，日本人进村了，叫我们干完活不要回家，到外边躲一躲。早上喊人时还声音洪亮，下午便开始发烧。弟弟高烧不退、痛苦不止，父亲只好把他转移到牛栏内，为防止他跑出来，将他的双腿死死地绑在床沿上。全家人无能为力，只能任凭其哭闹，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步步走向死亡，第三天早上，弟弟就死了。
后来，我自己外逃到佛堂杨宅村的姑姑家，走后没多久，家中便乱成一锅粥。先是妈妈感染鼠疫去世了，接着妻子吴友妹也突发高烧、乱说胡话。妻子和我同龄，是旧社会的童养媳，6岁就入住我们家。她的症状和别人有些不同，在她的右腹，出现了一个拳头般大小的“核”，邻居用针挑破，挤掉脓水，又服用了她父亲从药店里买来的六神丸，妻子居然奇迹般活了下来，但身上却永久地留下一个大伤疤。
像我妻子这样感染鼠疫却最终幸存的毕竟是少数，我堂哥家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我家三位隔壁邻居都先后被鼠疫夺去生命。
细菌战惨无人道，多少家庭因此支离破碎，多少亲人因此阴阳两隔，历史绝对不能被遗忘。
1994年，崇山村人开始与日本政府打官司，我成为原告团成员之一，但随着时间推移，原告团中很多人先后离世，像我们活着的也都年事已高，所以，我们必须把这段历史真实地记录在档案内，告诉后来者一定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为方便读者阅读，本文以受访者为第一人称。商报记者龚艳笔录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