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楼讨薪”似乎正成为转型期社会矛盾冲突的标签。10日上午，浙江嘉善县某公司的楼顶又重现这一幕，28名男女试图以极端方式解决与公司的经济纠纷。此事惊动了当地公安、消防等部门，现场铺设了救生气垫以防万一。随后，经耐心劝说，这些员工才下楼心平气和协商。
有媒体在报道时用了“被疑作秀”和“闹剧”的字眼。从报道呈现的现场图片看，确实不乏表演的成分。事实上，近年各地出现的“跳楼讨薪”事件，多数当事者也往往将跳楼作“道具”，作为吸引眼球的“行为展示”，还出现了专门组织跳楼秀的“导演”和受雇扮演跳楼的“演员”。但是，如果一味谴责讨薪者的行为偏激和作秀，肯定会招致舆论的抨击甚而叱骂，毕竟，那些讨薪者绝大多数是社会底层劳动者。倘若不是迫于无奈，谁愿意采取如此极端的“表演”呢？
同情弱者，声援追讨公道者，这是社会应有的伦理底线。即便跳楼讨薪演变为一种“秀”，也不应混淆其因果关系。毋庸讳言，欠薪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痼疾，以至前任国家总理都曾为农民工讨过薪。近年，随着“欠薪入刑”及追责制度的建立，恶性欠薪事件大为减少，但在不少地方，打工者维权渠道不畅，保障机制缺位等现象依然存在，在此语境下，讨薪者“铤而走险”也就不奇怪。
另眼观之，当各种“跳楼秀”一再上演，其对社会公共资源的侵占，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日渐显现，诸如造成交通拥堵、扰乱公共秩序等。当“跳楼秀”不断干扰到他人的正常生活时，公众的情感天平也渐渐从同情、声援，演变到冷漠观望或抱怨指责。
显然，任何人都不应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也不该将个体的诉求绑架他人，不能将要挟、损害公共秩序作为维权的“撒手锏”。作为政府部门，则必须检讨出现群体性跳楼秀的深层诱因。对此有大量的基础制度需要创建，如像一些国家建立专项的政府欠薪补偿基金，一旦发生业主欠薪，打工者只要投诉，即可先行获得政府补偿，而讨薪的事交由政府去做。再如，多方疏导维权渠道，将如何维权作为员工入职培训的“必修课”，让劳动者懂得如何合法理性维权。
试想，倘若被欠薪者一个电话、一个投诉，便能引起职能部门重视，并主动上门化解纠纷，各种“跳楼秀”又怎会一再上演？
无论如何，跳楼讨薪不仅刺痛公众神经，也是法治社会不该有的污点。当类似“连续剧”不断在各地街头上演时，寻求和建立终极的预防机制就成为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