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充满着戏剧性，波澜壮阔的历程，往往以难以想象的平凡作为起点。
义乌商人也是同样，是他们创造了奇迹，使义乌成了丝绸之路的新起点，使这里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然而，历史上的义商，并没能像叱咤风云数百年的晋商、徽商那样，经历了无数次的“涨停板”、“跌停板”，开创那令人惊叹的经济伟业。可没有当初的平凡，就不可能有当今的辉煌。鉴此，我们有必要去追寻义商所演绎的血与泪、火与铁的悲壮故事。
义商能追无尽景
要说义乌传统市场，不外乎三种形式，即集市、庙市与物资交流会。义乌集市的记载可追溯至1700年前的西晋永兴年间(304—305)。早期的集市以日中为市，以后又出现早市、晚市。集市多属综合性物资贸易，也有以一种或几种交易为主的专业市场，诸如稠城就有红糖市场、小猪市场、六陈(粮食)市场、竹木市场、柴炭市场、山货市场等。此外还有季节性市场，诸如青枣市场、果品市场、桕籽市场等。至于集市日期则约定俗成，为行商便利，错开交易，有逢单逢双或逢三逢五等。
有集市就有商人，至唐代，义乌已出现盐商；而宋代，义乌人从事丝织、酿酒、陶瓷等生意为多，以至南宋状元陈亮，为义乌当时酒税的繁重，还专门写了一篇《义乌县减酒额记》。明代以降，商品经济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导致不少人脱离农业生产，转而从事工商业，如洪武年间，义乌下骆宅骆得源因从事“南粮北运”大赚其钱，“家巨富，充千石”，并在“北京顺天府富户地方设田三百亩”；洪武壬戌(1382)，骆征信运粮北上，途中病逝于金陵(南京)。
中国传统的商业于明中叶(16世纪)发生了转型，其标志是从以贩运奢侈品和土特产，为社会上层集团服务为主的商业，向贩卖日用百货、面向庶民百姓的商业转化。于周边国家的贡舶贸易则以怀柔为主趋向计值贸易，商舶贸易逐渐发展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在这种大环境下，义乌商人也由内贸扩展为外贸。到了清代，义乌商人更为活跃，诚如康熙《新修东阳县志》所云:“乌人世经商他处，远至京师，著籍不啻千家，他乡故知视同骨肉。”道光时，后宅全备村陈允嘉、陈允川两兄弟“力穑营商，家资渐裕”同治九年(1870)，廿三里西澄村金孔初“十四龄，遂辞亲，服贾泛舟吴越湘楚间，岁归必具甘旨，承萱堂色，笑聆母教。”包括“河神”朱之锡父亲，在北京经商，也是干得风生水起。由此可见，在商贸文化方面，能人辈出的义乌真可谓千峦叠翠，百花争艳。
诚信为本义当先
诚实守信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修身治国之本，作为一种美德它深深地镌刻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作为义乌商人也同样，将诚信作为安身立命之根本，重然诺，守信用，从而在义乌商贸史上演绎了一个又一个以德为上、诚信践诺的精彩故事。
“克承家训，尝客杭，行主误发米银六十余两，抵家始知，即遣人送还。”旧志里说的是清乾隆年间，义乌有位贩六陈的商人叫叶宜春，有一次运粮食到杭州，结算时米行老板多算给他60多两银子，回家后一数才知道，多出的银子虽不为外人所知，但出于诚信，叶宜春毅然决然派人将银子专程送回杭州。
由于大环境的影响，在清末民国初年，义乌商贸业得到较快发展，且出现了值得后世称道的良商义贾，如《泉陂陈氏宗谱》记载，后宅全备村的陈开兰“兼营商货，至苏杭，必大获利归，操赢如胜券。同业者每不解其故，有问之，曰‘吾无他长用，吾诚而已，一诚无伪，人皆信之，吾是以得战胜商场也。’”
是的，陈开兰道出了广大义商的心声，诚信是个游戏规则也是个商业规则，遵循了才能得到长久的利益，因为只有在顾客消费者认为是可靠可信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丰厚的收益与回报。
古代义乌商人如此，近代义乌商人也同样。曾担任多届金华市、兰溪市政协委员的方念裕先生，给我们讲了这样一则故事:民国期间，在兰溪的义乌商帮是“乌篷一叶兰溪上，载得兰溪一半秋”，其中一穷苦出身的丁光银，原随父亲撑义乌小八舱乌篷船为生，后靠自身努力，成了“驾长”，撑船生意逐渐有了起色，且创下了良好声誉，即使货主不随货同行，也信得过他。有一次，一严州周姓粮商，委托丁光银运输白米200担，事先讲好将白米运到临浦(旧时浙江省最大的米市所在地)，货主三天内到船提货。可想不到的是，三天过去，五天过去……始终未见货主踪影，丁光银到处打听也毫无音信，因船难以卸货，不能接货返航，一直等了半年多，搞得连生活都到了借贷无门之境地，眼看白米要霉变了，才不得已予以出售，得到售货款后，他给临浦多家米行老板留下地址，如遇到周姓老板让他随时来取款。
历史上的义商不仅重然诺、守信用，而且以义为重，义利并举。
清道光年间(1821—1850)，田心王氏开办的“慎可火腿行”由于经营有方，声名鹊起，除了本地销售，还分别在杭州、温州、严州、苏州等地开设分号。据苏州大学方志专家吴奈夫先生说，重修苏州的金华会馆是王氏长子王恒玺主持的，在他带头下，重修工程共用银1420两，而义乌一县即捐银820两，占用银数的57.7%。还有一事值得称道的是，时苏南遭水灾，瘟疫四起，江苏巡抚林则徐忧心如焚，寝食不安，恒玺二弟恒魁据《本草纲目拾遗》记载，剁下火腿行中全部火腿爪，骨研粉，肉熬汤，分送患者服用。此法效用不凡，果然使瘟疫骤减，林则徐深为慎可火腿行义举而感动，遂挥毫题写了“培德堂”匾额。如今，这块匾依然挂在田心村“新厅”的额坊上。
“金永和”是民国时期廿三里镇的知名商号，主人金重辉是闻名遐迩的商界巨子，他的企业之所以能成为当时义乌实力最雄厚、规模最宏大，是和主人以善为本分不开的。有一年因灾情严重，廿三里不少贫困农民交不起皇粮国税，金重辉慷慨解囊，拿出上千银圆代为补交；当青黄不接时，对贫困户“量给升斗”，主动接济；当全县募集救济农村寡妇生活基金时，他踊跃募捐，且不用真名，用“日新”两字取代；民国36年(1947)，在过完70寿辰后，他将4个儿子叫到跟前，边教育下一代要保持耕读家风，诗礼传家，边把佃户或穷人的欠租、借款凭据及实物抵押的押据，统统烧毁，并申明，从今后所有欠租、借款、赎金一笔勾销。待办完善事，带了点养老金，与老伴一起到杭州颐养天年，直到善终。
头脑风暴著华章
风卷残云，不知遮掩了多少前行者的身影，翻开书页，后来者似乎还能听到历史深处的一唱三叹。如今，当我们回首义乌商人的营销策略、聪明智慧，仍不得不击节赞叹。
如今在大陈镇红峰一带，除了能听到勾践兵败退马逃上山的《退马坡》故事外，义乌商人《用计购军马》的故事也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故事说的是吴越交战需要大量战马，而良马都在北方，因为那里有广阔的牧场，但是北方严禁良马外销，正在高层人士为此绞尽脑汁而无计可施之时，是义乌商人出了个高招:他们在北方购买了大量包括麻布在内的日用品，同时也选购了良马，然后分期分批用这些良马驮回了商品，从而规避了良马不得外销的禁令。
至于“军”与“商”两张皮的融合，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海英撰的《域外长城———万历援朝抗倭义乌兵考实》中也有陈述。一些义乌兵退伍后很快从事商业，“输粟备边”，得以公私皆顾，名利双收，尤其义乌延陵吴氏派“以吴良璧为代表的京畿地区义乌帮”，通过资本运作，“很快就积累了大量财富”，其中吴良璧成为京城一位名闻远近的富商；而吴一元通过借资做生意，不到10年“积几矩万”，当他往来于燕越两国之间，当地士大夫车马填门，纷纷前去拜访，还称其为越中又一陶朱公。竟然将他与范蠡相提并论。
到了民国，靠着聪明才智而发迹的义商，更是俯拾皆是。
义乌南乡朱村的朱子联，年仅19岁就在兰溪开设福隆京广货店，附设手摇袜机的福隆袜厂，由于经营有方，被评为兰溪商界“四大金刚”之一，并被聘为兰溪县百货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他的成功秘诀是:“采用交替循环经营法，经营棉织品纱袜、纱帽与火腿腌腊。上半年投放资金购进棉纱、染料，用于袜厂，下半年将袜厂成品纱袜与纱帽出售回笼资金，购进鲜腿、鲜肉腌制火腿腌腊制品，翌年上半年火腿腌腊成品销售后，又将资金转购棉纱、染料等棉织品原料加工纱袜与纱帽，如此反复循环，充分利用时令季节淡进、旺抛，贱进、高出的商业时机，使资金和人力运筹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事半功倍……”
至于佛堂商界吴茂棋，传奇式的生意经也堪称一绝，他采用借鸡下蛋的方式，以技术股与他人合伙组建了“同顺丰”，从而掘得第一桶金；民国壬戍年(1922)，义乌连下特大暴雨，义乌江暴涨，洪水冲进佛堂古镇，眼看一缸缸红糖就要被淹没，吴茂棋急中生智，取油纸雨伞之油纸盖在红糖上，外加麻袋，为压紧、踏实，砖头、石头不够，居然拆掉锅灶，将灶砖、灶泥压其上，从而使得洪水流过，缸内储存红糖安然无恙。灾后糖价涨了七八倍，因祸得福，使得同顺丰赚了一笔“大水财”。此事感动了两位股东，经磋商，两人决定投资在同顺丰股金无息借给吴茂棋，让他独资放开手脚大干一场。还有一次，吴茂棋无意识地看到朋友送的礼品包上有一包装纸，是上海《申报》，报上有则信息，说是河北、山东一带，正当枣花扬花之时，遭遇了一场有史以来所从未遇到的暴风雨袭击。出于职业敏感，他马上停止红枣零售，且向本地及邻近县集贸市场大量收购，储而不售，到春节前，红枣货源果然奇缺，价格随之翻番。机遇往往是给有头脑的人发现的。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吴茂棋随身带了几百块银圆前往上海寻找商机，辗转数天始终未能下单，一天遇见一侨民，只见旁边纸箱上放了几支高丽参，吴就询问其价格。对方叽哩呱啦一口外语，吴听不懂只得递给他一块银圆，对方拒接且伸出5个指头。待给他5块银圆时，侨民就称了一斤高丽参，这一价格对吴茂棋来说还是有诱惑力的，于是倾其所有，将全部银圆都换成高丽参。待回佛堂，原论“斤”买回的人参，以论“钱”销售，难怪赚得盆满钵满。义商就是靠自身的聪明才智，赢得了一次又一次商机。对往昔义商的探索和掘源，旨在钻通历代“商泉”，从中得到商业文化的熏陶，悟出前人的商业灵感，悟出前人商业文化的博大精深，悟出前人不屈不挠的创业精神，以使义乌商贸文化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