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讲述了“一个女刁民的告状故事”，说这个被称为潘金莲的李雪莲为“刁民”，可谓出于“公正立场”——你自己搞假离婚，你老公趁机把你甩了，是自作自受；你要“讨说法”，那是你和你老公的事，关别人何事？你倒好，居然一级一级地上告，把市长、县长、院长一个个拉下马……这在现实中可能吗？可这又似乎处处透着真实。这就是荒诞现实主义的魅力。
用荒诞的外壳装现实的内核，这是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从北京到县城，这样的场面多难写？然而一个李雪莲，把上上下下的行政系统都串起来了，并且有了极其生动的呈现。尤为高明的是，电影中的干部没有一个是贪官，都辛辛苦苦、兢兢业业，都想息事宁人、安定团结，然而不断“好心办坏事”，硬是没能准确理解李雪莲的真正用意，于是一次次坐失良机，把她逼上告状之路。
编导真的是把李雪莲当主角来描写吗？未必，她只是一根线，不断拉扯出中国社会的众生相。为了一个“农村妇女”的告状，从政府到法院到警方，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却还是做的无用功，这是为什么？因为所有人都是政绩思维、维稳思维，却唯独不能理解一个简单村妇的简单心思：她只是要一个说法，不是“法律的说法”，而是“人情的说法”，即便受骗认栽也行，但得让她咽下这口气，而现实却是处处跟她作对，让她的恶气越发浓烈。
就是为了这口气，她像当年的秋菊一样上路了，不惜胡搅蛮缠，不惜委身以报，一切为了让那个“前夫畜生”承认假离婚的事实，为达此目的，她要将所有阻拦她揭露真相的拦路石都搬掉。然而最终传来的“前夫车祸身亡”的噩耗，顿时让她失却了方向，告状也就无以为继。
这个戏剧性的细节在影片中被编导进行了深入阐释，他们通过剧中人物问道：如果那个“前夫”没有车祸身亡呢？是不是告状将没完没了？这是一种沉默的点题：在目前机制下，各级干部该怎样准确读解李雪莲的诉求？李雪莲的诉求很大吗？她的心理需求很深奥吗？当法律之路走不通后，难道就没有其他机制可以说服、平衡、舒缓吗？为什么所有人都“读不懂”她是在呼唤人情关怀和寻找心理寄托呢？
社会矛盾是如何发生的？人际关系是如何协调的？公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重大命题”。编导用荒诞的“刁民告状”的套子，将这些重大命题裹进人物塑造和情节推进中，引发观众在笑声中思索，显示了以小博大的高超智慧。这对于长期远离“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中国电影而言，不啻为“补钙之作”，值得点赞。而电影在艺术形式上采用“忽圆、忽方、忽宽屏”的视觉效果，同样是出于审美和推演故事的双重考虑——“月洞”能别具一格地有效展示乡村之美；当场景换成了北京，圆形也就换成了方形；当一切“正常”了，屏幕也正常了。如此一来，这个现实而又荒诞的故事也就有了更具象化的轮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