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创造了发展的奇迹。现在，义乌民心顺畅、民意凝聚、民行平安，和谐发展，前景广阔。权力升格后，民营经济强市义乌的财富将稳健放大。
2007年1月24日，浙江恒通工业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朝良，驾驶私家车从浙江金华驶向义乌市，路上高兴地哼起了小曲。
刘朝良的公司主营业务是批发各种进口、国产缝纫设备、整烫设备及配件。金华的此业内地区代理商获悉义乌“县级政府拥有地级市权限”的消息后，将交易支付30%的付款方式改为全额付足。同时，金华的民企老板郭维新说：“我们对义乌的战略伙伴客户更加有信心。”
义乌县级政府“扩权”促进此地民企发展。听说义乌“县级政府将拥有地级市权限”的消息后，刘朝良果敢将经营8年之久的“义乌市华威缝纫设备商行”改为今日名称，并在义乌市稠城镇义东路扩大门面经营。商行“变脸”为公司，虽只有两字的变化，“但与同期相比我们月营业额增加了近300万”，老刘难以抑制内心喜悦地说。
义乌之富民企立功
义乌宣传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平均每天有3到4名全国各地的记者到义乌采访，而前来调研的中央领导和学习取经的地方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小小县级市，如此“抢眼球”，全国罕见。
记者们走马灯似的来了走，走了又来，在浙中地区这座曾经偏僻的城市里，探访每一个角落，发出同一声惊叹：义乌人，真富裕！
在义乌的街头，“别克本田最起码，奔驰宝马不算啥，难得一见桑塔纳”，是真实写照；义乌的街头，银行多于米铺，每天成亿流动的真金白银，占了浙江全省现金总流量的1/3；义乌的街头，宾馆林立，酒店火爆，来去匆匆的人们，都是一脸的朝气……“真富不显”，义乌人的俗语，犹似“大隐于市”的意味，却无法阻挡义乌人鼓囊腰包中泄露的富裕气度——几天前，义乌首次举办的“车展”，高档车竟成熟销品！也是几天前，300万元的豪华别墅在义乌推出，房子还在图纸上，就已被抢购一空！
这就是义乌，平平常常的一个老板，资产却有成百上千万元；这就是义乌，平平常常的一个摊位，年销售额却达百千万元；这就是义乌，平平常常的一个城市，背后蕴藏无穷潜力——抓一把石头仍向窗外，就能砸中百万富翁——别处这或许是神话，在这里却近乎现实。
义乌的老板太多！遇见百万富翁，可谓家常便饭。采访中，记者就两次遇到资产上亿元的老板。但是，义乌到底有多少老板，采访许多人，除了“年赚十多万元的老板是主流”这一点明确以外，其他谁也说不清。
虽然义乌老板群的真容似乎是一个谜，但他们的力量却有确凿的数据证明。去年，义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58亿元，约有80%左右来自民间资本！最近，义乌着重打造的国际商贸城——福田市场，一期投资7亿元，2/3是来自民间资本！义乌市自来水二厂、义金公路、杭金公路义乌段、市中心医院、中小学校……大批社会基础设施项目中，民间资本挑起了大梁，政府压力明显减轻。
民富之后，义乌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这几年，义乌全社会投资年增40%以上，税收年增30%以上，商业地价更是飞涨到3万元每平方米，最高的达9万多元一平方米，创了一个“天价”。义乌市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每年就达到了10亿元。如今，民间资本代替政府成为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省下的钱又再用于城市环保、社会保障等公共领域，一个良性循环的“金钱魔方”，在义乌越转越快，越转越好。
强县扩权“试水”有效
长期以来实行的“市管县”体制，如今早已失去当初的功效，反而成为束缚县域经济发展的体制性因素。在这种体制下，市级行政机构，起到的多是上传下达的作用，县里要解决的问题往往要找到省里，而省里的一些决定、措施，也必须经过市里才能贯彻到县里，多了这样一个环节，反而不利用政令的畅通。
为有效改变这种状态，全国相继有一些省份正逐步探索“强县扩权”之路。“强县扩权”的核心内容就是通过扩大县级政府的相关权力，使得县级政府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从而为实现县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职能奠定基础。
2006年11月，第四轮“强县扩权”启动。据浙江省有关部门介绍说，此次试点主要内容，一是扩大义乌的经济管理权限，二是增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三是扩大义乌推进城市化国际化功能的政策权限。
来自义乌市工商局的数据显示，2006年1月至11月，义乌全市商品交易市场总成交额达367.4亿元，同比增长7.06%，数字非常可观。然而，有相关的学术报告指出，随着义乌经济高速增长，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要素资源严重告急。具体表现为建设用地、水资源、电力资源的严重匮乏。近年来，诸如此类的情况已经成为浙江许多经济强县的发展瓶颈，而在义乌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尤为明显。究其根源，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经济学教授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表示，资源日趋贫乏的原因在于：随着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工业，各方面的资源日趋贫乏，虽然相关的市政府对义乌在某些政策上实施了倾斜照顾。然而由于现有的行政管理限制了制约了义乌的经济发展。浙江省第四轮“强县扩权”是既往几轮扩权改革成功的必然要求，在谨慎试点的基础上推广“强县扩权”的成功经验，益于政府，益于商贾，也是势在必然。
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施文臻对媒体宣称，试点文件中指出，在一些审批权限方面，县级政府将拥有与地市相同的职能，并可以尽可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只要法律法规没有禁止，义乌市政府及其主管部门都可以直接行使批准和管理权。“对于义乌来说，扩权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审批环节的减少，办事效率的提高。”一语点破玄机。
富“民”过程政府扶持
是什么使得义乌人如此富裕？是一种勇气！义乌人回答。
上世纪80年代初，义乌百米小巷湖清门，小摊林立，商潮暗动。然而，当时的“打击投机倒把”政策，打得他们“鸡飞狗跳”，一时怨言四起。
现任义乌个私经济协会会长的冯爱倩，曾为此找到当时任县委书记的办公室，拍着桌子争论，还要把摊子摆到县政府门口！这段流传至今的故事，展现的是义乌百姓追求富裕的勇气，而与之呼应的，则是地方官员的改革勇气：
1982年，在激烈的争论中，义乌宣布允许百姓在湖清门摆摊；1984年，在更为激烈的争论中，义乌出台“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决定义乌命运的“四个允许”，激发了义乌“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中国第一市场”才没有被扼杀在襁褓中。
一步一步，地方政府不断为百姓“松绑”。能让百姓赚钱的好政策，为什么不能出台？当时的义乌县领导不止一次这样回应各种疑问。围绕“富民”两字，义乌历届政府可谓煞费苦心。
为鼓励义乌乡镇企业的发展，义乌曾特辟试验区，出台土地、信贷等8大优惠政策。1988年，他们就鲜明提出：“当试验区与某些部门的某些规定发生矛盾时，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来判别，允许变通。”
1996年，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市场已是名声在外，但“以商富民”只能富一部分人，还要“以工富民、以农富民”。在政府引导下，商业资本大量流向工农业，14个工业园区拔地而起，企业每年技改投入近10亿元，培育了包括浪莎袜业、华鸿工艺等一批名企，而铁皮石斛、花卉等高附加值农业，也成就了又一批老板。
一次次转折，一次次政策驱动，义乌人的腰包越来越鼓。“‘富民’过程，我们从不当看客。”义乌市计经委主任王进专自豪的话中，是政府不断突破的勇气。
民企受益活力澎湃
此次第四轮“强县扩权”行为不仅提高了义乌的行政工作效率，还为企业的发展节省了成本。根据试点文件，浙江相关部门要“根据义乌市场国际化发展需要，支持和帮助义乌市设立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外汇管理、股份制商业银行等相关分支机构，并协调赋予这些分支机构设区市或相当于设区市的职能，完善义乌市经济管理服务网络”。据义乌当地媒体的报道，目前已经有1000多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由金华直接对接到义乌。
第四轮“省管县”改革伊始，身在义乌的众多民营企业家就是最好的见证者。义乌是浙江著名的注重生产和交易效率的城市，“省管县”改革在义乌被视为效率的象征，并且是促进进一步市场化的行政改革手段。在这里，对于扩权事件我们听到了最多的是肯定。
浙江省饰品行业协会副会长陈庆文认为，“假如在义乌设立的是正式海关而不是办事处，商人的办事效率起码提高30%，因为程序上时间在缩短。”在他看来，如果义乌海关能够拥有金华市海关的行政审批权，义乌的城市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其作为浙中城市群经济龙头的地位将进一步巩固，外贸氛围也将随之加强。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饰品作为义乌的优势行业，将因为‘义乌权力’的进一步发展对行业起到促进的作用。”陈庆文本为罗兰饰品公司的董事长，对饰品行业寄予了更多的关注。
记者在电话里采访了一位8年前就来到了浙江经商的外商，他目前为浙江崇禾日用品开发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多年来在中国的生活让他汉语已经极为流利。从1998年开始，他就已经在也门和义乌之间做采购生意，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本国的客人挑选产品。“当时在义乌像我们这样以本国采购业务为主的外贸公司并不多，义乌本地人什么都不懂。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无论是需要印刷还是包装，都能找到专业的人给你做好。而且随着市场和行业分工越来越细，商人更专业，政府行为也越来越合理。此次第四轮‘强县扩权’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据估计，义乌每年有40万个集装箱出口，扩权事件将为义乌争取到更多的权限，海关等诸多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据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施文臻讲，对于义乌市来说，扩权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审批环节的减少，办事效率的提高，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快速的义乌市，无疑又赢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义乌市一金融机构的信贷负责人刘力伟讲到，义乌去年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586.2亿元，但按照现行的金融制度，义乌市支行只有几百万的授信权限，这一额度对于一些大型民营企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如果要进一步增加，就需要向市分行申报，市分行有时还需向省分行申报。这样一来，就耽搁了很多时间，令企业错失了不少商机。但以后就不一样了，县级支行会获得相当多的原本属于地市分行的权利，这次义乌当地政府的扩权，特别受到了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强烈支持。
壮大思路“放水养鱼”
义乌发展的成就归结如下五个“最”：一是义乌市走上了最适宜的致富路；二是义乌人创造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三是义乌小商品交易带出了当地最大的产业群(义乌原本没有什么工业，通过“商而优则工”，现在竟带出来了2.5万家工业企业及其组成的20多个特色优势产业，总产出占到全国同类商品的30%以上)；四是义乌小摊位创造出了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幅射力(目前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名客商长驻，每年40万个集装箱的商品运往212个国家和地区，全球海运前20强企业中有9家在义乌设立了办事处)；五是义乌成长为全国最富裕的百强县市之一(财政收入超过了35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19.6亿元，人均GDP超过了4.5万美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9万元，农村人均收入7735元，居民人均储蓄存款达4.26万元)。
义乌人均GDP超出浙江人均水平1倍，超出全国人均水平6倍。义乌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民心顺畅、民意凝聚、民行平安，发展前景广阔。难怪人们称“义乌创造了发展的奇迹”。
多数专家从义乌发展的成就和政府主导角度做出分析和概括，这种分析和概括是正确的，具有重要实践价值和指导意义。实际上，要是没有义乌党委的正确领导，没有政府的积极参与、帮助和支持，义乌人至今可能还要在杂乱无序的小商品交易中探索！如果从更深层次角度展开分析，义乌经验的本质内涵可能更为深刻、更为丰富。
记者非常赞成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陈敏尔所讲的，义乌经验说到底就是政府顺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承认了民营经济的基础作用。
随着民营经济的壮大，民营企业家在经济社会尤其是政治活动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发挥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以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出任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会长、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政府要职为代表，浙江的民营企业家纷纷进入了当地的政协、人大以及工商业联合会等政府机构，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县级政府的政协与人大中，民营企业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其影响可想而知。
“这些现象在浙江大部分县域经济发达的县市都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当然，对于义乌来说，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这种现象可能更为明显，但我认为，这主要是现有的行政制度制约了义乌的发展。”浙江师范大学一专家讲到。他认为，随着民间资本大量投入工业，义乌土地紧缺的问题更加突出。虽然地市级政府对义乌照顾有加，在政策上给予很多倾斜，但毕竟只是倾斜，义乌很多时候没有主动权。要审批一个项目，可能要走很多程序，耽搁很多天。这样的情况下，要想使义乌以及类似的县市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进一步放开相关权限。
民营企业家的目光是敏锐的，视野是开阔的，他们意识到只有更加便利尤其是灵活的政府环境与服务，才能使得浙江以义乌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县域经济得到了高速发展。
“拷贝”扩权燎原之势
义乌扩权的具体做法是：义乌市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全面履行政府职能的要求，研究提出调整优化政府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方案。比如按照义乌市常住人口规模确定义乌市政府人员编制，并在核定的人员编制总数内，积极调整相关部门的人员力量配置，腾出人员编制充实加强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力量；支持义乌市完善经济管理服务网络，根据义乌市场国际化发展需要，支持和帮助义乌市争取设立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外汇管理、股份制商业银行等相关分支机构，并赋予这些分支机构地级市或相当于地级市的职能，以完善义乌市的经济管理和服务网络体系，进一步优化义乌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完善党政领导干部激励机制，义乌市现行领导干部管理体制不变，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可以采取适当方式高配。
通过扩权，义乌市政府基本上具备了地级市政府所具有的权限，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一般情况下，地级市就不要干涉县级市的发展。”据悉，在义乌试点成功后，浙江将比照义乌，适时地扩权到所有经济强县。
目前，这项地方性行政体制改革，其试验区域正从原来的浙江迅速扩展到江苏、山东等地，更得到了上层的积极回应。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已提出，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
《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里，被列入第十一章《体制改革》中。2005年底，江苏省特邀众多记者集聚“强县扩权与县域经济发展”论坛。出席人员包括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王国生，省委副书记、党校校长冯敏刚等江苏省高层。
事实上，江苏省在2004推出的全国百强县名单中，邻居浙江省有30个县上榜，数量连续三年居全国之首，县域经济的总量已经占全省经济总量的近80%，发展迅猛。而江苏县域总人口占全省的70%左右，生产总值只占全省的50%，压力也随之而来。同时，江苏省城乡利益有摩擦，地级市和县之间的离心持续加大，地级市甚至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抽水机”，成为江苏经济发展无法逾越的障碍。江苏推行“省管县”的核心目的在于富民强省、留利于县，换句话说，就是要革除现行城乡关系管理体制的弊端，加快从“城乡分离”向“城乡统筹”的管理体制转型。
安徽省的基层干部表示，“省直管县”推行之后，成效明显。改革后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大为提高，省对县的“输血”也能及时、快速、完全地到位。过去省级拨付的财政资金一般需要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到达县财政账户上。现在省、县直接对接，时间缩短，效率提高，省级拨付的资金一两天内即可到达县级账户。另外对经济落后的县(市)实行了“低保”制度，增强了这些地方的财政保障能力和自我“造血”能力，使一批财政经济强县迅速崛起。由于省级财政对县级财政的管理监督与资金支持直接挂钩，也解决了过去省、县间“看得见、管不着”的问题。
河北邢台县确定到2010年，全市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力争比“十五”末再翻一番。2005年，全县民营经济完成增加值增长13.6%，上缴税金增长30%，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到67%。比较知名的如德龙、旭阳、华龙等民营企业均在此地。该县在全力做好“三农”工作的同时，也借助地理优势发展了当地的特色经济，形成了华龙、天帅、燕南、中旺等一批全国知名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团，加快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步伐。当地领导坚信在“十一五”期间，八大产业、九大基地和九大园区，将更大地促进该县经济发展。
地“兴”国“强”多赢果实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财政税收研究室博士后张斌认为，“强县扩权”的意义还在于实行财政体制上的“省直管县”，还减少了收入分享的层次，能够切实增加县级财政收入，有效缓解县乡财政困难。当前一些省份推行“强县扩权”乃至省直管县，其目的绝不应停留在财政收入上。推行“省管县”的核心目的在于富民强省、留利于县。换句话说，就是要革除现行城乡关系管理体制的弊端，加快从“城乡分离”向“城乡统筹”的管理体制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主任则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强县经济有助于个别县域高速发展。主要还有赖于政府职能实现三大转变：一是政府要“削自己的权”，把审批权该转给市场的给市场，该转给企业的给企业，或者根据需要转给中介机构，实现“权责分开”；二是政府要“减自己的利”，要建成公众服务型政府；三是政府“要拆自己的庙”，行政体制改革要在政府自己头上“动刀子”。而服务型政府的责权利划分不能硬性的在全国统一无序的推行。
中国还有部分贫困县受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仍需要以中心城市发展带动前进，所以“强县扩权”不应在全国统一推行。政府的责任是“平衡器”和“调控杆”，如社保管理、公共施设建设、区域经济管理等权力(包括人事权与财权)下放到县域，从补贴、环境资源保护、土地资源利用、能源与水资源管理上分层次的由市和省统筹管理，以达到放经济、抓全局的效果，服务性政府责权分清，有所为有所不为才能实现地“兴”国“强”两不误。
记者：张卓人吴晓郭真宏吴颖慧董超
刊于2007年1月30日《中国民营经济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