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悄然形成了一股“图书漂流”热。每天“漂流”到这里的100多本图书，总是很快就被一抢而空。许多在义乌的外来务工青年说，因为有了图书漂流，他们的生活充实了许多，不再孤陋寡闻了。
“图书漂流”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个陌生的词汇，然而在浙江义乌，由几位年轻人发起的这种播撒书香、传播文化的图书漂流活动，正带着神秘和浪漫情调，成为这座充满商业气息的国际性商城一种新的文化时尚。
让更多人有机会体味阅读的快乐
“图书漂流”起源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读书人将自己读完的书，随意放在公共场所，捡获这本书的人可取走阅读，读完后再将其放回公共场所，漂流出手，让下一位书籍爱好者阅读。
“没有借书证，不需付押金，也没有借阅期限，这种好书共享的方式，让‘知识因传播而美丽，心灵因交流而贴近’。”今年28岁的蒋飞飞是义乌市苏溪镇第一小学的老师，平时喜欢看书，有一次，在网上看到国外有图书漂流，这种让图书利用率大大提高的活动引起她浓厚的兴趣，并尝试性地在网上发布消息，希望有志同道合的人和她一起干。让蒋飞飞没想到的是，这一帖子引来了众多的响应者。
10多天后，来自义乌几所学校的8位年轻老师成为了图书漂流的始作俑者。他们决定把自己不再阅读的书贴上特定的标签托放到指定地点，无偿提供给陌生人阅读。阅后读者根据标签提示，用相同方式将书投放给下一个书友。“如此，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体味阅读带来的快乐。”
真诚和爱心让原本寂寞的图书活了起来
8位年轻人“图书漂流”的倡议在义乌传开后，图书漂流所体现出来的传播知识、分享文化的独特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参与。这个自民间发起的活动也受到了团义乌市委的关注和义乌市领导的支持。
去年3月，在团市委的主导下，成立了义乌图书漂流会，并建立了组织机构，制定了活动章程和规章制度，团市委成为图书漂流活动的主管单位。
之后，图书漂流首漂仪式在义乌首届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现场举行，当时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秀仙、著名作家余华等到场支持。在世界读书日，市委书记楼国华、市委副书记童香娣等市委领导又与这些爱书的年轻人一起，在义乌市民广场“倡导全民阅读”，发动市民捐赠书籍、阅读书籍，并带头捐献藏书。
义乌机关、学校、企业、市场经营户不断参与到活动中来，市民们也分别从自己家里带来书籍，放到规定的地方，相互交流阅读。到目前，漂流的图书已增加到8000余册，内容涵盖历史、人文、小说、少儿读物、自然科技等等。
据介绍，自去年4月首漂至今，近一年来已放漂图书1.4万多册，在地下商城、东洲花园、小商品城展览公司、安舍咖啡店等设立了30多个固定的漂流点。
如今，在义乌的图书漂流工作群、活动群等3个QQ群也汇集了600多名的义乌爱书人，还有近百位长期志愿者，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年轻人不仅奉献书籍而且奉献着时间，不少会员一下班就过来帮忙，双休日也经常在漂流点度过。他们的心愿是要把图书漂流建设成为一个文化服务体系，以“图书漂流”形成一种“思想漂流”和“文化漂流”。
漂流的不仅有书香还有公德和信任
“在图书越来越贵、闲暇越来越少的今天，漂流图书不啻是开启了一个新颖的阅读空间。”一位义乌市民认为，图书漂流不仅让那些束之高阁的私人藏书发挥出更大的文化和知识传播的价值，图书的循环利用也契合循环经济时代的节约理念，而与公共图书馆相比，市民的自愿参与使活动又多了一层神秘和浪漫，也多了一种文化的体验。
事实上，图书漂流，漂流的不仅有书香，还有公德和信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众的眼界也由此变得越来越开阔，看书的人已不再局限于只是个人阅读和私藏图书，而是希望能够跳出个人阅读的视野，在更广泛的空间交流，图书漂流正是适应了这种需求。
从事网络工作的吴春龙既是义乌图书漂流的志愿者，也是漂书一族。他现在负责在国际商贸城的图书放漂。与其他志愿者一道，负责登记漂出人资料、向感兴趣的人解释、推广这项活动，还有为即将漂出的书设计个性书签——漂流卡，让阅读者在上面记录它的漂流轨迹，留下读后感等。
“找一本你已经看过的好书，在书上贴上特制的漂书标签，然后带上它去一个公共场所，如咖啡馆、酒吧、公园、商场休息室等，将书放置在‘安全’地方，离开，有心人自然会把它‘带’走。”在吴春龙看来，这种有着独特神秘感和浪漫情调的传递法，“就像中世纪的‘漂流瓶’，或许首漂者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那本书的下落，但是总有一分希望藏在心头。”
“这种开放性的自取自读、读后再漂的图书流动模式，会让社会的各个角落漂流着知识的书香。”义乌市有关领导在参与图书漂流时说，图书漂流如一条流淌着文化和文明的河流，在传递好书的同时也传递着信任。
记者：董碧水
刊于2007年3月30日《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