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的危机感含有“提前量”
2008年2月28日,家住浙江省义乌市杭畴村的冯汉胡在自己门口放着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招烫袜工2名”。“今年招工特别难,跟大家一交流,
情况都差不多。”今年60岁的冯汉胡,从1985年就开始在自己家里生产袜子,现在家里30多台织袜机器,20多名工人。
数月前,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来村里调研时,对老冯和村子的发展现状显出些许惋惜。
他在一个场合感叹:杭畴村是义乌做袜子最早起步的村,有近20年的历史,但现在机器设备还停留在最传统的织袜机上。想想看,宗谷音、翁荣弟最初的时候也是骑着破自行车、拖着拖鞋,到他们村里进货的。
宗谷音、翁荣弟分别是梦娜控股和浪莎集团的老板,他们的公司已成长为中国顶级袜业企业
在华东理工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叶海平教授眼中,老冯这样的模式,是典型的家族式管理,技术含量低,容易被人复制,势必面临着越来越惨烈的竞争,而这正是整个义乌模式的缩影。
“义乌发展到现在其实是遇到了一个瓶颈。突破这一瓶颈,涉及到观念、制度、政策等一系列的问题。”叶海平教授说。
义乌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市场正是由老冯这样成千上万个老板“撑”起来的。在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等因素下,他们能赢得未来吗?
盛世危言
某种程度上说,义乌的领导层是先于民众意识到了盛世下潜藏的危机,并且向民众发出了含有“提前量”的危言。
2008年2月25日,经数月酝酿,“解放思想,创业创新”大讨论动员会在义乌梅湖体育馆举行,金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针对义乌发展存在的问题和危机进行了三个小时的发言，对当前影响义乌创业创新的五大思想障碍一一“揭短”,并抛出了包括“义乌市场,强者能否恒强?”“义乌,离真正的国际化还有多远?”等在内的十方面问题,每一问皆关乎义乌长远发展,媒体称为“十问义乌”。义乌市党员干部、经营户代表、市民代表共计5300人参加了大会。此后“大讨论”活动持续在义乌展开。4月2日,大讨论的推进会举行, “十问义乌”细化分解为26个重大调研课题,进入查找问题建言献策阶段。
对于义乌人来说,这次讨论是在浙江省委“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强力推动进行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贯彻十七大精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盛的决定》指出,浙江在新时期新阶段要实现新发展,形成新优势,关键取决于解放思想的广度和深度。
“今天的义乌是创业创新的结果，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坚定不移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非常切合浙江包括义乌的实际,去年9月参加省委一次座谈会,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强调的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推进创业创新,更是极大地触动了我们。”义乌市委书记吴蔚荣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
吴蔚荣提醒的对象中就包括杭畴村的冯汉胡。20多年前,老冯绝对是风云人物,义乌却鲜为人知。
老冯当时从事的是义乌著名的“鸡毛换糖”行当。198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老冯常进袜子的厂有些旧机器要淘汰,老冯拿了回来在家里生产袜子。这让老冯很快淘到第一桶金,并带动村里人开办小型袜子生产厂,“鸡毛换糖”的商人们开始到杭畴村进货。1990年老冯获得“富民书记”的称号,如今这块铜牌仍挂在二楼客厅的显眼位置。
90年代前期,在老冯的带动下,杭畴村200多户人家生产袜子,成为最早的袜子生产专业村。但此后老冯却由于不愿离家和土地宏观调控错失两次发展机会。
如今,老冯住在几年前在自家屋基上盖起了6层楼大楼里,这一临街大楼每层300多平方米,仍旧显得气派,然而五层六层原拟的工作宿舍却空着。老冯仍旧生产袜子,每双袜子赚取一毛多利润。
这份薄利在今年显得难以维持。“工人特别难找,有两三个工人今年不能再来,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人。现在还能应付,但如果一直这样怎么办?”老冯说。
位于义乌市香山路的劳动力市场上,老板们举着小纸牌穿行其间,纸牌上写明招工要求和薪水。
“什么都不会的话,一月拿1200元,包住,做得好可拿近2000元。”一位饰品厂负责招工人员说。他说,半年前的生手保底工资是1000元。一位来自江西的女性务工者则对眼下工资水平不满,“猪肉都要13块钱一斤,工资不见上涨,而且需要从早上7点做到晚上10点,太辛苦了。”
“便宜”之惑
今年3月,一本由日本大学教授撰写的书籍——《义乌,百元店的故乡》出版。书中介绍,近两年日本百元店达到了15万家之多,店里所有出售商品的价格都统一为100日元(折合约6.16元人民币),而“几乎所有的物品都来自中国义乌”。
全世界1/4的吸管、1/3的袜子和7/10的玩具都是在中国生产的,而义乌是这些产品在中国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以微小的利润,巨大的数量获取利润,义乌人的经商之道从本世纪初开始就不断遭受质疑,有观点认为,义乌整个市场的利润已经被极度摊薄,几乎到了临界点。
吴蔚荣说起过自己在俄罗斯、乌克兰访问的经历。“他们向我介绍,义乌大陈村有三家大的衬衫企业在那里经营,号称‘三剑客’。我就专门到他们的摊点上去看。我问他们,你们卖的衬衣最贵的一件多少钱?他们说,档次最高的是28块,比较便宜的是8块。”
统计数据显示,义乌企业生产的小商品60%出口海外,但其中至少70%是贴牌生产,赚取的只是加工费。
浙江顺时针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秦黄娣说,她在低价格战略中“很受伤”。她说,中国太喜欢用低价格战略了,新上市一套衣服,很快就有企业买回来分解,然后按照同样的样子做出来销售,“而他的价格可能是我们的一半”。
义乌全市工业企业2.6万多家,产值超过10亿的企业只有1家。2007年,在金华市百强企业排名的前20名中,义乌企业只有2家,并且其中一家是电力公司。一个背景是,近些年来义乌实施“贸工联动”战略,近十年,已是义乌历史上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市场大市要同为工业强市,任重道远。”义乌市长何美华感叹。
资源瓶颈
“企业的成本一直在增加。”一直关注企业经营外部环境的盛常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是义乌市发改局国民经济综合科长。
盛常明说,首要的问题是土地等要素严重制约企业发展。义乌可建设用地只有317平方公里,“七山一水一分田,还有一分是生活生产居民点”,而义乌以前是个农业大县,农保率过高。
土地一直是稀缺资源,义乌商业服务用地最高拍卖到22万元一平米,创造中国之最。
一份报告指出,近年来,义乌经济高速增长,然而支撑经济持续发展的要素资源严重告急,一是建设用地匮乏,市域可建设用地仅为317平方公里,土地资源极为有限;二是水资源紧缺,据初步估算,到2010年,义乌的水资源缺口将达1000万吨以上,到2020年将缺水8000万吨以上;三是电力紧张。
“这个前提下,发生一些资金外流、企业外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义乌的用地成本上升了,人家要向成本低的地方走。”盛常明说。
除开土地问题,“最近各种因素对企业的影响,劳动法的影响我们这里有一点,不如温州大,因为我们大头是流通市场。我们苏溪工业区那边,有一些小企业倒掉了。如果法律具体实施了,压力也会很大。从长远说,淘汰掉一批也是必然的。产品利润本来稀薄,成品价格上不去,说到底就是不行。”盛常明说。
更大的问题是,由于生产单位小,研发投入上不去,产品升级就成问题。是企业整合还是政府引导,是个课题。“我们有这个想法:以行业协会形式促进企业抱团,掌握整体小商品生产经营的话语权,从技术到品牌的行业标准。现在只是在一些产品或行业上有话语权。这个模式还在研究中”。
市场分割
银式圆圈耳环4块5一对,但必须买100个,精美小熊手机挂链2块一个,但必须买一包。
在浙江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里,成千上万个店主以最低的价格,出售着“你能想到”和“你想不到”的各种东西。几十家以上生产商生产的同类产品依次排开,买家可以近距离的,货比几十家甚至几百家。
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买主,不仅在为小商店采购,而且也为家乐福、沃尔玛等大型零售商寻找商品,联合国难民署也在这里设立采购点。
“如果你在每个摊位前停留三分钟,那么你走完所有的商铺,需要一年。”义乌人几乎都会自豪地讲这句话。这里有超过5.8万个摊位,经营着42万多种商品,一般认为世界上轻工业品约有50万种,而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内流通的种类就占了80%以上。
2月28日,本刊记者看到国际商贸城三期主体楼已基本成形,相形下硕大的吊车都显得娇小,该项目第一阶段预计于2008年10月完工并投入使用。据介绍,届时连为一体的国际商贸城一、二、三期相当于3个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的面积。
走进国际商贸城,摊位不如想象中的热闹,摊主也不欢迎零售的客人。但平淡背后是惊人的业绩:连续17年居中国市场交易之首,平均每天近1500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实际是展览展示与洽谈接单、电子商务的有机结合,近几年场外交易额越来越大。”国际商贸城一期分公司经理张其真说。
义乌之外的有形市场试图分一杯羹。2006年,距离义乌仅8公里的东阳,开始修建东阳世界贸易城,该贸易城总投资达55亿元,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设计规模商铺2万间。
与义乌国际商贸城一次只给予商户3～5年经营权的做法不同,东阳世界贸易城采取的是对商户一次性卖断50年经营权的模式,每年租金均价在400元/平方米上下。这也成为东阳世贸城最有杀伤力的超低价“武器”,少部分义乌市场经营户购买了东阳世界贸易城的摊位。就在“卧榻”之侧,义乌小商品城遭遇自创设以来最直接的竞争。
另一种挑战则来自“无形”市场。
义乌小商品城一直是众多B2B巨头争夺的对象。阿里巴巴早在2003年开始进驻义乌,并不断加大在义乌的市场开发力度。以搜索起家的谷歌,也在义乌摆开了架势,欲在庞大的资源中分一杯羹。
与此应对,义乌市利用有形资源开展电子商务的公司共有100多家。此外,官方网站“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改版后于2007年正式上线,并由“义乌中国小商品数字城”正式更名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
“义乌的无形市场发展是群雄逐鹿、诸侯混战,如果我们不能把握无形市场发展的主动权,将会对有形市场造成伤害。”义乌市长何美华担忧。而在何美华看来,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的搭配,带来的有挑战也有更多机会,其中考验的是手腕。
激情之本
一边是企业低附加值的生产,一边是热钱涌动。对于一个市场平台期的城市而言,应该保持怎样的警醒?
“不管是庞大的房东经济造成的满足,还是越来越难做的生意,归结起来,义乌最大的问题是创业创新激情消退。”义乌当地人士坦言。
而曾有领导同志夸奖:义乌是全中国全民创业创新精神最好的地方。
义乌人在称许之下感到的是警策。在2005年的全国百强县排名中,义乌排名第12位。当地人士分析,义乌面临的情况是前面的标兵跑得快,后面的追兵又很近。相对于有区位或资源优势的城市,义乌只能依赖创业创新。“流通市场本身含有极大的优势流动性。历史上繁华的米市、票号,都曾在一夜之间衰落。只有危机感,而且是含有提前量的危机感,才能使义乌生存!”义乌政府顾问陆立军说。
记者：吴芳兰特约撰稿黄倩婕
刊于2008年5月19日《瞭望东方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