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曾指出：“义乌的发展是过硬的，在有些方面还非常突出；义乌发展的经验十分丰富，既有独到的方面，也有许多具有普遍借鉴意义的方面。”他还将义乌发展经验生动地总结为“‘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那么，“无中”是如何“生有”，“点石”是如何“成金”的？曾经贫瘠的浙中小县义乌，如何一步步崛起为“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最佳典范”？
改革开放40年，义乌的成长史背后蕴含着许多意味深长的为什么：
——自发生长的市场与有效有为的政府行为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一位铜像级县委书记为什么会被百姓长久地怀念？
——为什么要改革？在改革开放的坐标上，执政者与民众凝心聚力的最大公约数是什么？
——5代小商品市场、12任书记，前赴后继、代代相传的改革理念又是什么？
当我们改革开放再出发时，梳理和回答这些为什么，有义乌意义，同样有中国价值。由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写了本组来自义乌的报道。本组报道共三篇，以下为人物开篇。
记忆中，我在32年媒体生涯里去义乌采访过10多次。1996年再下义乌时，第一次听说了“铜像级”县委书记谢高华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版本颇为传奇：
1992年，义乌小商品市场管理处涌进了一群在市场摆摊的经营户。他们背进来一只沉甸甸的编织袋，打开一看，居然是小半口袋的现金。管理处的工商干部很紧张，不知出了什么大事。
“小商品市场马上要到开市10周年了，我们想表点心意。”
“那你们扛来这么多钱准备做什么？”
经营户们只是嘿嘿地笑。最后还是一位看上去头领模样的年轻人开了口：“我们想塑一尊像。我们几个是代表大家来的。”
工商干部更紧张了：什么像啊？别是财神菩萨之类的东西吧？这伙人看上去挺认真的，劝阻起来恐怕还得费一番口舌呐。
“我们想为谢书记塑一尊铜像。”
谢高华(右二)任义乌县委书记时的照片。本文图片均由义乌市委宣传部提供
他们所说的谢书记，就是1982年出任义乌县委书记、被公认为义乌小商品市场催生者的谢高华。当时谢高华调离义乌已经8年了。
曾有评点说，全中国最抠门的商人肯定是义乌摊贩，卖一根牙签也要扒出些利润。这群经营户竟然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要替一位政府官员“树碑立传”，原因只能是一条：这是一位为义乌市场发展有“大贡献”的人。
这个传奇故事我一直无法得到确切求证，事实上，义乌也最终没有落成谢高华的铜像。但在一次次的采访中，许多义乌人告诉我，他们宁愿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于是我知道，这是一尊矗立在义乌老百姓“心中的铜像”。
我曾经3次约访谢高华：一次是2008年3月改革开放30周年时；一次是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提出学习义乌发展经验10周年时；第三次是今年12月初，谢高华作为中央表彰的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准备动身进京前夕。不料，意外的跌倒让谢高华不得不住进医院接受手术。因为不忍心再打搅这位88岁的老人，我请他的一位多年好友、义乌市市场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建农在前往医院探望时代做问答。
穿越渐行渐远的时空，记录谢高华的一个个起落激荡的改革史时刻，我力图还原和厘清的两个核心疑问是：富有责任感、使命感的政府行为与充满不确定的市场成长之间究竟是怎样的辩证关系？在这场伟大改革的历程中，执政者与民众最大的交集点和公约数又是什么？
改革史时刻一：与小商贩的一场意外“争吵”
与谢高华“争吵”的，是一位名叫冯爱倩的女摊贩。
冯爱倩展示与谢高华的合影
冯爱倩经商实在是因为家里日子太苦，而被逼上梁山。冯爱倩记得，有一次她曾经拿着篮子去借两斤米烧饭，居然借了7户人家才借到。
但做了个体商贩还是很苦，被当作“投机倒把”遭受围追堵截是常有的事，“抓了罚、罚了抓”，这样的日子没法过了。无可奈何的冯爱倩唯一的指望就是哪位领导“能站出来说说话”。
终于，她遇到了“能站出来说说话”的谢高华。终于，也就有了小商贩向县委书记“怒拍桌子”的经典史话。
1982年5月下旬的一天傍晚，冯爱倩在县政府大院附近偶然发现自己身边飘过一个瘦高的身影。“这不是新来的‘县太爷’谢高华吗？”她鼓起勇气径直冲了上去。事后冯爱倩回忆说，当时自己紧张得手心都是汗。
冯爱倩情绪激动大声嚷着，她的义乌土话谢高华显然听得一头雾水。街头路人以为夫妻吵架，看热闹的越聚越多。“你先跟我走。”谢书记赶紧低声说。
冯爱倩这个土婆子生平第一次踏进了“县太爷”的办公室。心里还是慌慌的，她和平时谈生意一样，习惯性地掏出两毛九一包的好烟“大重九”，双手递了一支给县委书记。
“我们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政府为什么要赶我们？”
“你们当官的要体察民情，老百姓生活这么苦，总要给我们一口饭吃！”
也许是太紧张，也许是怨愤压抑得太久，冯爱倩连珠炮般地质问开了，泪水哗哗地流了一脸。
至于她当时究竟有没有“拍桌子”，说法不一。很多年后，谢高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澄清，那一夜，冯爱倩怨气很重，几次用手“敲了桌子”，但不是传闻中的“大拍桌子”。“必须承认，她的胆子的确够大的。”
这场著名的“争吵”或叫作“对话”持续了1个多小时。谢高华留下了两句承诺：“一是政府理解你，同意你们继续摆摊；二是我会转告有关部门，不会再来赶你们。”
澎湃新闻：从这场“争吵”，你想到最多的什么？
谢高华：义乌老百姓太穷，太可怜。1982年5月，我从邻近的衢州市调任义乌县委书记。老母亲听说后心疼得要命：“你犯错误了？为啥被贬到这么穷的地方去？”
当年的义乌真是穷。县委大院破旧不堪，只有一个厕所，居然还是露天的，成群的苍蝇经常毫不客气地飞进我的办公室做客。
当年冯爱倩冒着风险和我“争吵”，不就是想求一条活路嘛？我们为什么要拦着？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要为老百姓吃饱饭杀出一条血路！我们再也不能干违背群众利益的事了。
澎湃新闻：这场“争吵”后，你做了什么？
谢高华：调查研究，去乡间地头，一连3个月。调研的结论就是，鸡毛换糖的小商品交易传统是义乌的一大优势，为什么这么多年批不倒、打不掉？因为老百姓有需求。于是，1982年8月25日，由义乌县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下发了“一号通告”，宣布将于当年9月5日起，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一个在稠城镇湖清门，另一个在廿三里镇。这份通告，应该是全中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改革史时刻二：决定生死的“四个允许”
1982年11月25日至26日，义乌县委、县政府在工人影剧院召开全县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县委书记谢高华在讲话中提出了“四个允许”，进一步明确了事关市场生存的关键政策规定：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四个允许”的重要性在于，它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合法化及日后的大发展奠定了政策与法理的基石。
义乌小商品市场旧照
谢高华这一大胆之举的背景是，9月5日开业的湖清门市场并没有出现在日后很多媒体报道中想当然的“锣鼓喧天、彩旗飘飘”的隆重场面。没有领导在开业现场露面，也没有任何新闻报道。因为根据此前的官方条文，搞小商品市场至少违反了3项禁令：农民不能弃农经商；集市贸易不能经销工业品；个体不能批发销售。政府的松口“准生”，很大程度上只是对义乌小商品交易普遍存在这一既定事实的客观“追认”。而这种“追认”，在当时要冒极大的风险。
此举的另一个背景是，小商品市场的降生，被认为是“饭馆门前摆粥摊”，对国营和集体商业造成巨大冲击：“这让我们‘公家人’还怎么活？”一时间非议四起，县里收到的告状信就装满了两麻袋。
澎湃新闻：“四个允许”从一开始就是你清晰的理性思考吗？
谢高华：不是的。对任何问题都有一个认识不断提高的过程，没有人可以只靠拍脑袋。我在1982年底的大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四个允许”，但它的准确表述、界定和内涵，是逐步清晰和完善的。
澎湃新闻：毫无疑问，“四个允许”在当年触碰了大是大非的高压线，面对反对的声音你怎么办？如何统一思想？
谢高华：阻力当然很大，但想明白了的正确的东西，就一定要敢于突破。1984年5月，我带了义乌乡党委书记以上的102人去温州，我们应该是全国最早一批前往温州学习市场经济的基层干部。大家很受刺激：“温州连农民家里都用上了抽水马桶！”
当年，许多干部说我是穿“大号解放鞋”的，穿解放鞋就要解放思想。推动改革，解放思想是前提，统一思想是最难过的一道坎。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我甚至说了狠话：“如果你想不通，不执行县委县政府的决定，你这个庙我拆不掉，但你这个庙里的菩萨我随时可以把你撤换。”
澎湃新闻：小商品市场的发育是市场行为，政府究竟是个什么角色？
谢高华：那种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放手不管、自生自灭的观点肯定是错的。政府不能越界，但也不能无所作为。现在回头看，“四个允许”就是给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合理合法合规发展的重要保障。
改革史时刻三：闯了“大祸”的税改
从1982年5月12日到任至1984年11月28日离任，谢高华的义乌时光一共是923天。横在面前的都是禁区，想做点事的谢高华因此经常“闯祸”。
最严重的一次“大祸”是“擅自”税改，这应该也是影响谢高华仕途的一次最危险的时刻。
义乌市场的摊贩过去是实行税率高而且复杂的八级累进计税，老太婆卖个鸡蛋都要开发票。税收部门天天抓逃税的，搞得“鸡飞狗跳”。谢高华与县财税局商量，干脆改为简单明了的定额计征。老百姓高兴了，税收还创了历史最高纪录。但麻烦也随之而来，有人告到了中央，财政部批示：违反税法，要查处！
事实是，很多年后，全国各地兴办的专业市场，普遍推广了这一“义乌经验”。
有关谢高华“乱来”的状子满天飞。好在，“鲁莽”的谢高华并不孤独。
时任金华市委书记厉德馨告诉他，“别慌，只要对农民有好处就搞。”
1984年春，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数年后担任浙江省省长的时任副省长沈祖伦紧紧握着谢高华的手：“我们在农村的左倾蠢事干得太多了，该回到商品经济的正路了。”
但走正路的改革者并不总是能顺风顺水。
1984年12月6日，义乌第二代市场开业，建市场的57万元贷款，还是谢高华去省里“求”来的。然而，他没有出现在隆重的剪彩仪式上。
几天前，谢高华被宣布调任金华地委农工部部长。有人说，这次平调是受了税改风波的影响。
1984年11月28日，谢高华最后一次主持了义乌县委常委会。他说：“实事求是是一根红线，我们要敢于实事求是，克服一个‘等’字，一个‘难’字。要从人民利益出发，大胆开拓。”
离开义乌时，谢高华没有告诉朝夕相处的同事。为他送行的，只有县政府的吉普车司机何樟才。
谢高华在家中
澎湃新闻：在义乌，你为自己担心过吗？
谢高华：担心是有的，但没有怕过。大不了回衢州老家乡下种地，当个农民也能活。
澎湃新闻：对当年的改革以及带来的风险，你后悔过吗？
谢高华：不后悔！我是农民的儿子，只念到小学，我大半辈子了也没看懂《资本论》，没搞明白一些大道理。但我懂得做人的常识，知道做“官”的天命。
改革史时刻四：107辆奔驰车背后
1995年5月，谢高华从衢州市人大副主任任上退休，定居老家衢州。
但对义乌人来说，催生了小商品市场的老书记的“家”，就在义乌。从1995年第一届小商品博览会起，义乌人每年都要迎接谢高华“回家”，23年从未停歇。
2007年10月20日，谢高华从衢州出发，参加一年一度的义博会。在高速公路义乌出口，他被眼前的画面震撼了——
107辆奔驰轿车一字排开，车身上一律张贴着“饮水思源”四个字，打出的横幅是“谢天谢地谢高华！”。
义乌老板自发组织107辆奔驰车迎接谢高华。
来迎接谢高华的都是义乌小老板，他们都因义乌市场的崛起而致富，他们永远感念自己的老书记谢高华。
谢高华流下了热泪。但他坚持坐自己的丰田工作用车。这辆车已经很破旧，经常发动不起来，有时候甚至得靠人去推。
107辆奔驰迎“谢书记”进城，定格于历史。
澎湃新闻：被老百姓“感恩”，你怎么想？
谢高华：老百姓感恩的不是我谢高华，而是感恩共产党！其实，最应该被感谢的，是义乌老百姓自己。当年义乌民众办市场的热情就像一堆干柴，我只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火柴。如果没有这堆干柴，我即便是100根火柴、1000根火柴，也点燃不起义乌市场经济的熊熊烈火。
澎湃新闻：你为义乌市场的降生和发展冒了很大的风险，做了很多的事，最后致富的却是老百姓而不是自己。你不觉得吃亏吗？
谢高华：的确，我在义乌没有一处房产，没有一间商铺，没有任何一家企业的股份，但我觉得我心里很富有。共产党人从来不是为了谋自己的利益而生的。
改革史时刻五：人民大会堂荣光
2018年12月13日上午8时，88岁的谢高华坐着轮椅、手捧鲜花，从衢州人民医院出发前往北京。他作为党中央、国务院表彰的100名为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将被授予一生最高的荣光。
此前10多天，一次意外的跌倒，谢高华被紧急送至医院。当手术后苏醒过来，他让孙子拨通了手机视频电话，他告诉自己的一位老友，“我差一点去见马克思、毛主席、小平同志了。但我还不能走，因为我的贡献还很不够，我还有很多要做的事。”
谢高华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
12月18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奖章、鲜花、掌声与崇高的致敬。
作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中央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谢高华的介绍中这样写道：“他的先进事迹体现了共产党人一心为民、敢于担当的改革精神，赢得人民群众广泛赞誉”。
庆祝大会结束后，激动万分的谢高华在红纸上写下了六个字：“改革永无止境”。
澎湃新闻：第一次走进北京人民大会堂吗？那一刻，你最想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谢高华：这是第二次，前一次还是上世纪90年代我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时候。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是，我的荣誉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
澎湃新闻：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你还会做当年的改革选择吗？
谢高华：会。我相信可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
澎湃新闻：作为第一代改革者，你想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改革说些什么？
谢高华：40年，已经改变的是我们应该有更高的改革目标和更强的改革能力。但是，改革的方向不能变，改革的勇气不能变，改革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根本宗旨永远不能变!
(作者为澎湃新闻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