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省政府主要领导到省政府咨询委现场调研座谈中,我提出建议,未来10年到20年,浙江省要将发展以网络数据应用为核心的服务经济(即信息化的服务经济或数字经济),作为城市和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形态。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长袖善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浙商成为当代中国经济舞台上最耀眼的企业家群体。追究起来,或许还是滥觞于明末清初的浙东学派。“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等当时的“非主流”意识,不但是浙江人文化基因的提纯,实在也是浙江人文精神的泛化。待得“千年等一回”的市场经济一松动,便引发了“遍地英雄下夕烟”的民营经济勃兴。
从全国第一的专业市场,到全国第一的网络市场；从义乌人的“鸡毛换糖”,到阿里巴巴的“淘宝天猫”,浙江人从来就以商品信息的灵通,以及基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贸易便利取胜。说到底,商品买卖是商品投入实际使用前,关于这一商品的全部信息,在买卖双方各自内心利益天平上的“称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买卖就是占有全部信息之后的理性抉择。
一头是数不尽的厂家之产品要推销给千千万万的消费者,另一头是数以亿计的消费者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东”在哪里?马云凭空搭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关于商品购销信息的交换平台,欢迎买卖双方闲来无事来逛逛。不买不卖都不要紧,但凡成交了,就给我留下点什么。留的东西虽然不多,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阿里就这样闷声不响成为世界级的中国企业,马云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亚洲首富”。
马云的崛起揭示出一个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真理——谁能最高效地对接供需双方的真实信息,谁就有可能是“王者归来”。于是,我们可以听到,马云说自己的优势并非是什么无所不在的电子商务,而是背后有力支撑其高效运转的大数据和云计算(阿里云、云服务)。掌控了这些因海量交易生成的数据,挖掘其背后的关联,再以习惯偏好和路径依赖增强客户“粘度”,于是遵循“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放羊理论”,他就可以衍生出、延展出“百足之虫”式的业务网络:“菜鸟物流”、“支付宝”、“蚂蚁金服”等等,如同一只勤快的蜘蛛般地编织天罗地网,将这世上的一应俱全,来个一网打尽。
或许,正应了那句老话,“木秀于林”,总难免“风必摧之”。对阿里的迅猛成长,不时可以听到一些“微词”,甚至于指责。但笔者认为,无论个人好恶如何,但对马云和阿里所代表和迎合的趋势,千万不要藐视,更不要“瘟鸡啄头”地想要和趋势对着干。互联网是一种工具不假,但对这种工具的理性认识就是一种“思维”。许小年先生说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互联网思维”,但他或许听说过工业化思维,其实机器大工业也不过是一种人类创造财富的“工具”而已。
浙江提出发展信息经济,显然与马云这位本土互联网公司巨头的大红大紫有关。创富神话的感召力,不但令万千年轻人如痴如醉,也让政府官员们“脑洞大开”。从浙江的信息经济到杭州的智慧经济,从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数字浙江”,到杭州G20峰会的“数字经济”,内里就是一个对信息技术进步及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的认识问题,一个对其革命性、颠覆性意义的“思维”问题。
浙江信息经济称雄于商业模式的应用创新,有其特定之人文传承的道理在,实在是一件好事,先不必忧心忡忡。这种对于新技术的实用主义态度,也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但是,市场经济毕竟不只是蝇头小利、也不仅限于急功近利。必须要这方面有所获益的同时想明白一点,集成电路才是网络开发应用的灵魂和基础,如不做强夯实,不但会处处受制于人,一旦国外形成新的技术突破,我们在市场应用端的优势必遭重创。
有人将集成电路产业细分为设计、制造和封装三个环节,并以成书为例,将设计喻为写书,类似芯片的功能模拟；将制造喻为印书,类似芯片的功能锁定；将封装喻为订书,类似芯片的功能赋形。三个环节之中,“写书”是生产性服务业,轻资产,重创意；“印书”和“订书”都是制造业,重资产,轻创意。以杭州的山明水秀、人文荟萃,大可不必再在建厂拉线的制造环节上大兴土木、奋力追赶；只消将创业创新的软环境做到极致,再挟G20杭州峰会上习主席美誉杭州“创新活力之城、生态文明之都”之长风,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盛况,也并非全是虚妄之言。
从天下第一的民营经济,到独领风骚的信息经济,再加上源头性的集成电路设计和收尾性的网络应用高度勾连、一拍即合,那个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精气神,不正是浙江发展信息经济的理想境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