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峰书院、重阳书院、丝路书院、鸡鸣山书院……这些年，义乌市一座座点亮文化之光的书院相继崛起。
上溯千年，义乌曾出现众多知名书院。县志记载，义乌古代之书院最早见诸史料的，是鲍公琰(字茂勋，义亭人)在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所建的龙华书院。历代有东岩书舍、滴水书院、绣湖书院、杜门书院等21所之多，尤以明代最为兴盛，规模较大。清末废科举兴学堂，书院随之而废。
书院又称精舍、书舍等，古代原为藏书和修书之地，当然也是发表学术见解、传播思想成果的一方圣坛。唐末五代后，义乌的书院少部分为官宦学者回乡著书立说、治学授徒之所，其余多为地方官绅为举业而设，无论是属于“研究型”，还是列为“教学型”，学者甚众，办学声名随之远播，在当时对人才的培养、地方学派思想的传授、地方文化发展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影响。
旧时的书院选址较为讲究，大都选择在远离城镇、环境幽静之处，且学者在则书院兴，学者去书院随之衰废。如南宋时名儒徐侨作为潜研朱熹理学场所的东岩书舍，建于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坐落在县南四十里的清德里孝冯祠东(今址在赤岸镇)；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石一鳌于县西北三十里苏溪辟书院，名曰“讲岩”，甥黄溍亦游其门，授徒而弟子王龙泽举进士第一，后中得状元。
“县古有学，肇自元魏。”无论是最初设立的县学、社学，还是后来所建的书院，以及义学和私塾(包括家塾、族塾、学馆)，一直兴盛不衰。历代先祖绵延不绝的“重教兴学”之风，是义乌文化独领风骚、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
另载，古时书院多为自主办学，一般只招收上过经馆或科举落地而成绩较好的学生。元明以后开始逐步官化，官办与私办并存。讲学内容亦从四书五经旁及史书诗文，延伸至八股文，同时钻学制艺贴经及诗赋，强调立志立品，培养优秀学生。
若说当时义乌知名的书院，不能不提到元时王袆于绣湖之滨辟建的华川书舍(现绣湖公园内)。
王袆(1322—1374)，字子充，号华川，曾主修《元史》，被朱元璋称为“浙东二儒”之一。华川书舍(1341—1367)乃其治学之所，传授徒友，往往不绝。王袆少年时与宋濂同受经于侍讲黄溍之门。30岁时，同门师兄宋濂应邀作《华川书舍记》，其中有“子充之居，直湖之阴，犹系之以旧名，志乎古也”云云，足见当年书院之博雅学风和恢宏气势。
义乌众多古代书院中唯一保存完好的，首推有着600多年历史的杜门书院。它是明洪武年间由傅姓太公傅藻所建。傅藻在元末与宋濂、王袆、刘涓等随黄溍学习，后被授翰林院编修之职，著有《国章春秋》二十卷等。宗谱记载，傅藻官居翰林编修等职，还乡创建书院，号杜门。今存“杜门书院”，也作“傅氏宗祠”，建筑为三进五开间，单檐硬山墙砖木结构，布局精巧，风格清雅。
一城一特色，一域一风情。改革开放以来，地灵人杰的义乌，各具特色风格的书院相继涌现，破茧“蝶变”。这些书院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有效搭建了一个集阅读、展示、沙龙等于一体的文化“驿站”。
位于江东街道塔下州社区的一峰书院，粉墙黛瓦，静谧通幽。迈入书院，整洁书架错落有致，7000余册书籍琳琅满目，书香袭人。书院传承了悠久的乡贤文化，每周六天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的阅读服务，每月举办三场文化活动，运行一周年已经服务1.8万人次。
“借阅功能现代化、服务标准化、文化活动常态化，是一峰书院的三大基本功能。”据书院服务人员介绍，他们还与义乌工商学院成立的丝路书院优势互补，为市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知识共享、信息交流、互动阅读的人文空间。
钓鱼矶上的一峰塔，犹如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日夜俯瞰着书院引领育人的功绩。同样，承载着乌伤深厚文脉，立于义乌北大门的首座现代书院——重阳书院，因相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加之当年朱元璋曾避难于此、后登基御赐牌匾“敕封普济寺”而闻名遐迩。一峰书院由政府主导、社区参与、高校共建，而重阳书院则由政府补贴、村级组织和社会有识之士合办，为村建、村有、村管和村民共享，集讲学、藏书和展示功能于一体。
重阳书院的建设，最早源于杭州大学原历史系主任、金普森教授的倡议。2009年，书院启动兴建。对外开放后，架起了大城市高等院校与乡村的文化桥梁，专题展览、书画沙龙、艺术研讨会，全国名家纷至沓来。
书院建成后，基金会成立，书籍也在增加，捐款尚在继续。中国世界义商总会首届会长陈萍，一次性向重阳书院捐款30万元……
漫步大陈镇灯塔村的馒头山，重阳书院的大成堂、讲学楼、藏书阁气势恢宏。8000平方米的书院，万余册藏书翰墨飘香，与院内的亭台楼阁连为一体，体现婺派建筑与江南园林风格，构成一幅人文气息浓郁的别致画面。重阳书院被列入义乌十大地标建筑排行榜实至名归，已成为城市集体记忆。
书院，是梦想开始的地方。泱泱几千年，从书香四溢的义乌书院之“蝶变”，背后是一代代、一群群挚爱乡土文化、热心公益事业人的梦想与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