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8月,吴晗清华大学史学系毕业照。
1953年2月,吴晗(前排左一)夫妇与吴家亲人们合影。
吴晗故居里,一楼的书房曾是吴晗最喜欢待的地方。
1963年6月1日,吴晗(前排左一)陪同宋庆龄与孩子们欢度节日。
中国义乌网6月11日讯(义乌商报记者 左翠玉 张云飞)“吴晗是义乌的骄傲,也是义乌这块土地培育出来的,和义乌有剪不断的精神和思想联系。”仿佛是为了印证侄子吴昆的说法,吴晗在《谈骨气》一文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战国时代的孟子,有几句很好的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意思是说,高官厚禄收买不了,贫穷困苦折磨不了,强暴武力威胁不了,这就是所谓大丈夫。大丈夫的这种种行为,表现出了英雄气概,我们今天就叫作有骨气。”
其实,吴晗自己就是一个浑身硬骨头的历史学家。
贫贱不移“腐儒”求得“林黛玉”相守一生
在义乌虎山脚下的苦竹塘村,吴晗故居静静伫立,在这座古色古香的双层建筑里,一楼的书房是吴家最看重的地方。吴晗(又名吴春晗)六岁时便出口成诗,酷爱读书,尤其喜读历史和古典文学,被戏称为“蛀书虫”。
1931年,22岁的吴晗,以文史和英文一百分、数学零分的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传为佳话。此时,家中已无法支付他读书的费用了。困顿时分,吴晗在胡适的帮助下,谋得了一个工读生的机会。
在清华园中,吴晗很快成为史学新秀,三年时间发表40多篇文章。毕业后留校任教,又发表了《胡惟庸党案考》《后金之兴起》等20多篇论文。他成绩突出,刻苦钻研的毅力更是得到师生们赞赏,仅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摘录的史料就达357万字,被誉为“太史公”。
不过,吴晗也收获了两个不雅的绰号。他年纪轻轻,但总是目不斜视地沉浸在学习、研究当中,对周围漂亮的女生从不多看一眼。同学们便给他起了“腐儒”的绰号,有同窗则干脆叫他“酱豆腐”。只是谁能想到,吴晗虽有迂腐劲,美丽素雅的清华才女袁震还是深深地爱上了他。
袁震也是历史系的学生,比吴晗高两个年级也大两岁,出生在湖北省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在文学、史学方面都有研究,发表过《武则天》《中国地名考》等文章。不幸的是,严重的骨结核使得她长期卧病在床。本来,吴晗只是受同学梁方仲所托照看她。不想,两人一谈即合,感情越来越深。经常是袁震在病床上躺着,吴晗就站在旁边与她讨论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彼此非常投机。
吴晗当时明明知道袁震不能生育,但还是要娶她。这事不但家中长辈反对,好友也劝他们断绝关系。吴晗却坚持向袁震表达了爱意。袁震不愿意拖累吴晗,予以拒绝。吴晗却并不放弃,经过数年的努力,1939年,吴晗的深情终于化解了袁震的担忧,这对患难情侣终成眷属。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薪资收入伪法币数字逐月增加,币值却逐天减少,生活越发过不去了。袁震又经常生病,躺着不能起床,住在乡下,上课来回走40里。有一次袁震必须入医院治疗,可是什么也没有卖的,凑不出钱,感慨得很,过年时写一副春联: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吴晗在自传述说遭遇,即使如此,伉俪之情不减。他只是多了一个爱好,去附近湖里钓鱼,想尽办法给妻子补充营养。
“1946年,我伯父伯母从云南到上海,住在我们家二楼。我伯母当时不能下地,平时都是我伯父照顾她,我伯母的屎尿他从来不让我们动。虽然我家当时有保姆,但是照顾伯母的事伯父都是亲力亲为。有时候伯父下楼来吃饭,就让我们上楼问伯母想吃什么,需要什么。可以说他对伯母的照料非常细致。”吴昆回忆说。
吴晗母亲去世时,弟弟吴春曦回老家料理丧事,得了冰疮病毒,侄子吴昆得了斑疹伤寒病毒,在上海没办法治好。吴春曦有一位留学德国的医生朋友告知,国际上有新药,但是价格很贵。吴晗知晓后,把出版《朱元璋传》的稿费全部寄回来买进口药,把弟弟父子俩的病都治好了。
“无论是对婚姻、对亲友,我伯父都做到了常人不能做到的地步。”吴昆说。
威武不屈化身“猛虎”做民主的“炮手”
每一个学人的骨头都硬,可以敲出金属般的声音。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旧址位于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校园内。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正如它的校训“刚毅坚卓”一般,哺育了一批钢筋铁骨的卓越人才。吴晗曾在这里教书育人,也在这里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当时,国难深重,国民党政府却仍然对外屈辱、对内高压。这样的现实强烈地刺激着吴晗:还能只沉浸于学术研究吗?1941年9月,经袁震引荐,吴晗在重庆见到了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的董必武。同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大批栖身于香港的文化人士都无法买到回内地的机票,国民党行政院长孔祥熙却用民航抢运他家的洋狗。举国哗然,热血沸腾的吴晗再也坐不住了。
“课堂上,学生就问他,说你对这个事有什么看法,当时吴晗说南宋时期有蟋蟀宰相,我们今天有这个飞狗院长。通过历史事件的联想,猛烈地抨击了孔祥熙,一下激起了更大的义愤。同学们就走到街上,当时就展开了倒孔运动。”云南省近代史研究会会长吴宝璋介绍。
1943年7月,吴晗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介绍好友闻一多加入民盟。两人不仅有胆有识,联合起草了许多文件、宣言、声明,而且他们的演讲都极具号召力。闻一多因此被称为“怒狮”,吴晗则被称之为“猛虎”,他们一个是时代的“鼓手”,一个是民主的“炮手”。
国民党派人去拉拢吴晗,许诺他可以当一个部长;拉拢不成,又百般威胁。吴晗回答:“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亡国时,总有些殉国的志士,今天中国到这种局面,也该有殉难的人了,我早就准备好了,有什么关系!”
1945年,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发生。吴晗与闻一多更加勇猛地投入到战斗当中,让国民党特务非常恼恨,将他们列入暗杀的黑名单。不久,闻一多殉难,吴晗悲痛万分。
“他那个心情是言语难以表达,在那种情况之下,他激情上来,连写了《哭一多父子》《哭一多》《哭闻一多先生》,三哭闻一多。”闻一多之子闻立雕感慨不已。
1946年8月,回到北平的吴晗夫妇,比从前更直接地加入了斗争,他们的居所也成为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聚会的场所。
回到清华后,吴晗一边教学,一边主持民盟北平市的工作,很快同一批著名教授建立了联系。在反饥饿反内战、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学生的暴行等运动中,北平教授发出的通电、声明,大多都由吴晗起草,然后由他到教授们家中去签名。他还利用自己教授的身份,协助一批已经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学生秘密前往解放区。
1948年,中共北平地下党探知吴晗已经上了即将逮捕人员的黑名单,便立即安排他前往西柏坡。此后,他开始致力创作历史著作《朱元璋传》。此书是吴晗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前后花了20多年时间撰写与修改,直到现在,此书仍是研究明史的经典著作。
富贵不淫一月两次写信捐祖宅
1949年11月,吴晗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生活有了保障。虽然行政工作繁忙,吴晗仍然对中国历史与科学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不仅筹建了北京天文馆,主持了“新中国史学三大工程”,还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等图书,对普及中外历史知识起了重要作用。
1953年1月3日,吴晗给义乌县县长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要无偿捐了自己名下的房产。仅仅过了一个月,2月3日,吴晗又联名吴春曦,把弟弟名下的房产也捐了。
一月之内,连寄两封信给义乌政府,不是谋私利,而是要将祖宅捐给国家。这样的大公无私,怕是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的。
吴昆还回忆了另外一件小事。大约是1955年的一天,吴晗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市一所中学初中班同学们的来信,邀请他一起共同欢度“五四”青年节。吴晗如约而至,中午还特意为孩子们点了西餐,叫秘书用他的私款结账。当秘书说这又不是你的私交活动,为何要用私款时,吴晗回答道:“孩子们是请我和他们一起玩的,我用我的稿费支付,没问题!你办吧。”
如今,在义乌和北京各有一座“晗亭”,虽相隔万里,却一脉相承。清华大学校园里的“晗亭”,由邓小平亲笔题名,是1984年8月为纪念吴晗75周年诞辰而建。义乌的“晗亭”屹立于虎山脚下,建于2004年。墓地和小广场中部伫立着一块黑花岗石墓碑,正中写着“吴晗袁震之墓”,由朱镕基题字,墓碑顶部雕刻着一本翻开的花岗石“大书”。
义乌还有吴晗故居、吴晗史学馆,有一条大道叫春晗路,有一座教学楼叫春晗楼,有一个班级叫春晗班……义乌人民用这样的方式,世世代代缅怀着这位有骨气的民主斗士、史学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