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是浙中母县、八婺肇基，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说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其实奥妙就在丰厚的文化底蕴”。在乌伤大地上，散落着大小不一的文化遗产，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它们是义乌文化积淀和文化底蕴的集中反映，也是探寻中华文明起源与文化发展的重要窗口。
新时代，新课题。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二月，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7方面重点工作，“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建立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擦亮世界文化遗产群金名片，打造‘大系’文化项目标识，在赓续历史文脉上实现新提升”乃题中之义。半月前，义乌“新春第一会”提出重点实施“十大工程”，其中包含“何以义乌”文化解码工程，着力点之一也是文脉赓续。
文化遗产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传承好。“根据对文化遗产的考古发掘等，义乌的文化基因可追溯至距今约9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义乌文史专家傅健老师介绍，从桥头遗址的“史前之光”，到勾乘山的历史回响；从春秋古井的商业文明，到义乌江古码头的市井文化……这片沃土串联起了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义乌古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桥头遗址：点亮东亚早期文明的“史前之光”
去年，在新一轮全国通用的义务教育历史统编教材中，“上山文化”入选《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2课《原始农业与史前社会》，并附有“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粒”的照片，其影响力迅速扩大。今年伊始，在国家文物局更新批复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上山文化遗址群上榜，正式拿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入场券”，开启了申遗新征程。
这些好消息让义乌人倍感自豪。上山文化遗址群是迄今中国境内乃至东亚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分布最为集中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群。而位于城西街道桥头村的桥头遗址属于上山文化中晚期遗址，是上山文化的重要遗址之一。
入村往西，就能看到“桥头遗址考古公园”。经过多年持续考古发掘，这里有了不少惊人的发现。整体而言，此处是东亚最早的完整环壕遗址——一处中心台地结构的大型遗迹，东、南、北三面为人工环壕，西面遭河流冲刷破坏，环壕的深度达3米，宽近10米。
不难想象，在距今约万年以前，远古的桥头人挖壕沟、垒土台，创造出这样一处高地。或许，这里是他们部落的集会之地，每当月圆之夜或重要节日，氏族成员便会聚集于此，围绕着熊熊燃烧的篝火，举行盛大的仪式，祈求风调雨顺、部落昌盛。
环壕所包围的中心台地略呈边长约40米的正方形，里面除了房址、灰坑和墓葬，还有“器物坑”。墓葬内发现了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其侧身屈肢，怀里“抱”着一只红衣刻划纹陶罐，他被称为“最早的浙江人”。“器物坑”内堆积着不少保存较为完好的陶器，这些陶器存在一定的叠压层次，可能是多次活动行为所形成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韩建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国博讲堂上说：“在浙江义乌的桥头遗址，就发现有世界上最早的彩陶，有些非常漂亮的瓶、罐等器物可能不一定是实用器，或许与祭祀有关，有些陶器上彩绘有类似于《周易》的阴阳爻卦画，有的又类似数字卦象符号，结合长江下游此后的类似发现，推测当时可能已经有八卦一类数卜的产生。”
入选课本的桥头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粒同样意义非凡。“也就是说，上山的先民们是已知世界上最早开始人工管理栽培水稻的一群人。”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秦岭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从稻作起源到稻米之路》一文中写道。
此外，考古人员对桥头遗址出土的陶器标本进行了淀粉粒、植硅体、霉菌、酵母细胞的残留物分析，发现了中国最早的酿酒证据。“经检测研究，发现残留物与低温发酵的损伤特征相符，低温发酵是酿酒的基本原理。据此推断，9000年前的上山人可能已经掌握酿酒技术，而这只陶壶也就可能是我国出土的最早酒器。”《人民政协报》发文报道。
由此可见，桥头遗址承载着丰富的科学信息、历史记忆、文化精神和社会认同，不仅是浙江史前文明的“时间胶囊”，更是中华文化“万年史”的重要实证。
勾乘山遗址：激荡着於越时代的历史回响
“桥头遗址的环壕聚落、陶瓷彩绘，构建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早期社会图景，原始农耕文化由此肇始。这也说明，於越国尚未建立时，这片土地就早早有了文化艺术的萌芽。”采访中，傅健侃侃而谈。
据嘉庆《义乌县志》卷一记载：“义乌金华府属县，去府东稍北一百一十里……自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会稽，号於越，此地在其西鄙。”也就是说，同属于会稽山脉的义乌当时位于於越国的西部边疆之地。
商周以后，姑蔑文化与越文化相互交融，从而形成自身独特文化，其突出标志为发达的青铜器、玉器以及原始青瓷技术。
1981年11月，江东街道平畴村木视山西周土墩墓被发掘，出土随葬品62件，同时在墓左又挖掘了52件文物，数量之多在浙江境内罕见。从造型、釉色上分析，为当地产品，西周中晚期(约2800年前)特征较明显，表明义乌发达的青铜器、玉器和原始青瓷制作技术，尤其是原始青瓷技术已处于全国同期的领先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两国为了争霸，长年烽火不熄。“周敬王二十六年、越王勾践三年(前494年)，越伐吴，败。勾践懑于浦阳，退守勾乘山。”据1987年版《义乌县志》收录的民间故事记载：“越王勾践逃到诸暨界的石山下，追兵至，他下马祈祷：‘若越国不亡，刀劈石开。’言毕，石果裂开。勾践继续南逃至九剩山下，追兵又至，急忙下马，用力拉马尾巴倒退，马回头腾空，他飞身上马，隐没在山上的林海中脱险。从此，他以此为复国基地，直至灭吴。后人把九剩山改名勾践山，或叫勾剩山。主峰在今东塘乡境内。”
义乌出土了不少同时代的青铜武器，也从侧面反映了吴越争霸战的频繁和残酷。另据明崇祯年间义乌知县熊人霖推算：当时的乌伤地区约有6000勇士参加了战斗。
勾乘山上，勾践接受并执行了计然、范蠡提出的经济对策，“修之十年，国富”，而后“厚赂战士”。于是，军力强大了，“遂报强吴，观兵中国”，成为春秋时代最后一位霸主。正因为勾乘山在越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后世的地方志都把勾乘山尊称为“勾践之国都”。
今大陈镇红峰村内，还保存着“勾嵊山王坟岗古遗址”和“勾乘禅寺”部分遗址。拾级而上，勾乘禅寺虽已显破败，但寺前那棵良价法师亲手所植的罗汉松依旧傲然挺立，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千年来的风霜雨雪。
春秋古井：传承自通都大邑的商业文明
义乌古称乌伤。嘉庆《义乌县志》记载，义乌建县时间为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定江南，平百越，置会稽郡领县二十四，乌伤隶焉”。由此可见，“郡县初开，即有慈邑”。
“八邑肇基，是为母县”“建自秦汉者必首乌伤”“上溯秦汉，八婺皆以乌伤得名”“故越中一壮县也”等旧志诸多记载皆有缘由。当时县境辽阔，北接诸暨，南邻太末(龙游)，大致包括今义乌、兰溪、金东、永康4市(区)全部，东阳、磐安、武义、浦江4市(县)大部分及仙居、缙云的一小部分，乌伤侯庙至今仍在缙云仙都存留。同时，据旧志表明，明代及以前，在义乌县衙门外，立有“稠州甲邑”“越右通都”两座显示义乌地位的牌坊。“稠州甲邑”，表明这里不仅建过州，而且还属全国甲等县；“越右通都”，证明义乌是於越时代的通都大邑。
2000年5月2日，绣湖广场进行旧城改造，施工过程中发现了20多口古井遗址。其中，在原金山岭顶下一地就多达12口，保留下来的便是今绣湖广场东北侧的一口古井。该古井深约4.1米，木质井架保存完整，共有8层，井壁呈正方形。其中，每层用4根桁木搭成“井”字形，桁木上有榫扣，互相咬合，为半榫连接结构，整个古井呈底圆而口方的状态。根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实验室C14测定：这口古井的年代为距今23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值得一提的是，从同一口古井中出土了一件完整的细方格印纹红陶缶，断代同为春秋战国时期。
在古代打一口井的成本很高，而当时绣湖这一带竟然有20多口，其中的11口水井还分两排整齐排列。种种迹象表明，这些水井的存在应该不是为了满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之需，而是有其他特殊的安排。
既然水井不为“水”，那么其用途是什么呢？经过不断查阅众多古籍，傅健在晋代王嘉的《拾遗记》里找到了相关线索——“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闲算术者万人，收四海难得之货，盈积于越都，以为器。铜铁之类，积如山之阜，或藏之井堑，谓之‘宝井’。”其大意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越国谋臣范蠡，把四海难得之宝物，积聚于越都——义乌勾乘山，而把铜铁之类的战略物资藏于井堑。古井深闭、石窟幽邃，从某种角度而言，不失为“藏宝”的好地方。
从文化层面而言，市和井有很大的关系。《管子·小匡》有载：“处商必就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市井是商品交易较为发达的贸易之地，又指平民的住宅区，城市是市井的发展方向。
“由此也可推测，绣湖春秋古井群的存在，证明秦汉以来，这里就是商肆集中的地方，义乌商业发展由来已久。”傅健总结道。
义乌江古码头：见证繁荣昌盛的市井文化
自古以来，依托义乌江(稠城段)的水运优势形成的多个古码头，成为城区货物集散的重要节点。傅健介绍，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义乌江(稠城段)有3个航运码头，自上而下为东江桥(桥西码头)、盐埠头、西江桥，其中东江桥为枢纽码头。
东江桥自宋庆元三年(1197年)始，至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696年历史岁月中，改建、改造和修复达26次，桥的类型有石板桥、拱桥、浮桥和木质梁桥等，先后有16任知县参与其事或捐献俸金，堪称“义乌第一桥”，也是著名的“华川十景”之一。
作为古时航运的分界线，东江桥下游可通民船至金华、兰溪、杭州，上溯则可用笺运至东阳、巍山，盘船入剡溪可通嵊县至宁波。通行的民船为“六舱”船，载重5吨，春夏水涨时，载重10吨的“八舱”船亦可上驶至东江桥。民船船主，俗称“驾长”，一般“六舱”船有掌舵1人，上水时拉纤2~4人，驾长自兼掌舵。
在稠城一带，民船以青岩刘人经营的“美池快船”最著名，美池之后，其子景云继业。东江桥(桥西码头)是3个码头中最为繁华的，民船班船也以此为起讫点。由于东江桥又为陆上交通要道，故成为水陆运输枢纽。其鼎盛时，上起义驾山，下至篁园，沿江数里江干，泊有八舱以下民船200多艘，竹筏则停在江心洲边，筏客篷宿于洲上。江边柳荫下，茶摊连接，东江桥上的桥廊零食小吃摊贩罗列，桥头则酒楼旅馆客商如鲫。新中国成立后，稠城至佛堂公路通车，民船停业。
盐埠头码头在东江桥下游1公里许，今为中江桥。江上原跨有广益浮桥，义乌江至此江面宽阔，水势甚缓，官盐和自然放运之木柴、木材和毛竹、南北杂货、义乌红糖、火腿、南蜜枣、陶器、田料、各种牲畜等，均在此起岸，故称盐埠头。
竹筏停在江心洲边，筏(或船)客篷宿于洲上，江边柳荫下，茶摊、零食小吃摊贩连接，装卸工、肩挑、车拉、“担发脚”的苦力来来往往，村头旅馆、小酒馆内接洽业务的客商光顾，整个盐埠头一派繁荣。
搬运业最早兴于沿江三码头。负责码头至镇内各店间、码头至航船的搬运工作，以肩挑背驮为主，称为“上堂活”，分帮设段，不许侵越。同时，盐埠头也有渡口，1946年设。1984年，中江桥建成后，渡废。
关于下埠渡，据嘉庆《义乌县志》载：下埠渡在县南三里，龙潭山下，旧有广益桥，后改为渡。
明万历七年(1579年)，义乌人龚来时在现桥址下游100米处，捐造由16艘浮桥船及13节木引桥组成的浮桥，并置渡船2艘。万历十一年(1583年)，知县俞士章命龚来时河中垒两石墩，浮桥铁索置于墩上，中用船架起，成3孔浮桥。后因浮桥船烂损，改为3孔吊桥，后又改为渡。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数邑人集资修葺，并于南岸置屋三间，俾舟人处之。
时光荏苒，1982年12月，义乌群策群力集资建桥。在构件吊运中，首次采用1艘木帆船、2艘水泥船拼装的浮吊进行浮运、吊装。1984年5月1日，中江桥竣工，全长150米、桥面宽5米，墩高5.5米，有9孔，是一座钢筋砼空心两铰平板拱桥。
西江桥原为官船泊岸码头，后来江道日渐向南推移，临江亭变成畈中亭(今已毁)。新中国成立前夕，民船已不能上行至盐埠头和东江桥，最后一代“美池快船”就是以西江桥码头为起讫点。至五十年代末，民船停航，西江桥码头亦废。
纵古观今，古码头不仅是一个商业中心，更是人们寄托情感和共同记忆的地方。昔日码头货通各地，今朝大桥驰骋南北。东江桥、盐埠头、西江桥三个老码头早已换了新颜，周围多座大桥屹立而起，成为畅通义乌“大动脉”的纽带，载着新颖创意、无限商机奔赴四面八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