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炎炎，酷暑难耐。古时，人们除了摇动芭蕉扇，还喜欢在暑天焚香，使浮躁之心得以沉静。陆游在《夏日杂题》诗中曰：“午梦初回理旧琴，竹炉重炷海南沉”；周邦彦也在《苏幕遮·燎沉香》中写道：“燎沉香，消溽暑”，都是以沉香清凉的气味消暑烦，舒缓心情。
一缕青烟，穿越千年。从祭祀神坛到文人案头，从宫廷礼仪到市井生活，义乌的香文化如同一部无声史诗，在袅袅青烟中记录着中华文明的脉动。义乌文史专家傅健老师循着古籍与文物，试图揭开义乌与香的不解之缘，解码义乌香道之中蕴含的千年文明密码。
香事从宫廷逐渐走向民间
据傅健考证，早在先秦时期，我国的香文化火种就已在祭祀中点燃。《诗经》有载：“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先民燔木升烟，以香为媒沟通天地。1981年11月，义乌西周墓出土的原始青瓷豆，正是早期香器的见证。
汉初，焚香流传。《汉武帝故事》载：匈奴昆邪王献丈余金人，武帝置之于甘泉宫，祭仪“不用牛羊，唯烧香礼拜”。以青烟取代血食，华夏祭祀从此多了几分清雅。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中勘破此史：“焚香自汉已然矣！”
东汉道士于吉，在《江表传》中留下了一番“香事”：他于吴会之地筑精舍，焚香读道经，制符水疗百姓疾苦。道家“以香为引”的医术，在乱世中抚慰众生……
这些故事虽载于野史，却折射出汉代香文化流传下来的奇幻色彩。
彼时，乌伤虽非大都闹市，但今江东墓葬出土的东汉时期的陶簋形豆，釉色古朴，形制精巧，暗合了香事已从宫廷渗透至江南民间。
在义乌市博物馆里，还收藏着一件南朝青瓷托盘三足炉。它敛口深腹，身似佛陀手中的钵盂，浑圆中透着庄重；兽蹄形三足微微外撇，如莲瓣托举虚空，稳立于浅盘之上。口径9.8厘米、高9.6厘米的尺寸，恰合僧人单手执炉的虔诚姿态。细观其釉，青绿如江南雨后新苔，釉面匀润似凝脂，冰裂纹细碎若星痕，灰白胎骨隐现其间——这是南朝越窑的典型风骨。盘底无釉的粗粝，更衬出千年香灰摩挲的岁月质感。此炉出土于佛堂镇云黄山塔基遗址，又名“盏托式炉”。
以此为引，《善慧大士语录》还记载了一则趣事：沙门强夺傅大士香炉，欲试其佛心。大士淡然道：“得如本有，失如本无”，沙门惭而归还。一炉香火，照见了修行者的豁达与禅机。
“焚香七要”或为香道立规
暑热攻心时，可佩带芳香之物，不仅能驱散汗味，还可调畅情志，让人内外皆自得。陈敬的《陈氏香谱》记载“莲蕊衣香”就很适合夏天。
其实，早在唐代，女子对衣物香气的追求就已达精妙之境。她们善用大自然的馈赠，将香气馥郁的郁金香、萱草、凤仙花等植物精心炮制，作为天然染料来浸染衣料。这种既环保又充满生活智慧的做法，让每一匹染就的衣料都融入了自然的芬芳。而在衣物的储藏上，她们亦有巧思，常常将经过繁琐而细致的工序制作而成的香囊、香球等置于衣箱之中。当岁月流转，再取出衣裳穿着时，那沉淀许久的幽幽香气便随着衣袂的摆动而弥漫开来。唐初义乌诗人骆宾王曾在《秋晨同淄川毛司马秋九咏》中，写下“飘香曳舞袖，带粉泛妆楼”的佳句。
宋代，“烧香点茶，挂画插花”成为“文人四艺”。
南宋义乌诗人喻良能，常于黄昏中独坐，对竹焚香，展卷品读，以香为墨，在诗中勾勒文人生活的清雅图景。他在《都丞李侍郎叔永和予小园二十六诗因成古风一首奉谢》中叹道：“焚香发轴得新诗，炯炯骊珠二十六。”香雾与诗行交织，恰似骊龙颔下的明珠，照亮了寂寥书斋。诗中更以“磬湖三亩园”比肩唐代王维的辋川别业，暗喻香、诗、园三者共筑的精神桃源。在《一室》中，他又写道：“扫地焚香凉到骨，疏帘何处欲挥蝇。”意为：炎夏郁蒸，香灰扫净，炉烟生凉，蝇扰帘动亦难破此境——这“凉到骨”的不仅是身感，更是焚香带来的超然心境。
明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以“焚香七要”为香道立规，将风雅之事化为精密学问。其中，每一样器具、每一道工序都十分讲究：香炉，非官窑名器不可轻用，宣铜、彝炉方显本色；香盒，剔红锡胎盛香饼，定窑磁盒藏甜香，倭漆香撞收棋楠，器与香相得益彰。最精妙处，在于“香炭墼”与“隔火砂片”：鸡骨炭末混葵叶，糯米汤凝为坚饼，埋于香灰中，孔窍通氧，暗火绵长。砂片取破锅底磨成，厚仅半分，隔火熏香，烟隐而味幽，恰合“香取味，不取烟”的至高境界。细品之下，高濂笔下的焚香，是火候与心性的博弈——灰需灵透，忌杂炭污秽；炭墼半埋，火气周转如太极；香丸借微温缓释，终成“味幽香馥，可久不散”。这些记载非常准确地表达出香事活动的基本用具和注意事项，此中章法，至今仍是香席圭臬。
“沉檀龙麝”四大名香成世间珍物
自唐宋以来，“沉檀龙麝”四大名香便成世间珍物。
沉香醇厚如大地，檀香清冽若山泉，龙脑(冰片)凛冽似霜雪，麝香浓烈类烈酒——四香各秉天地之气，却在元代医家手中，化作调和阴阳的密钥。
义乌名医朱丹溪在《本草衍义补遗》中独辟蹊径论龙脑，世人皆道其性寒通利，他却点破此香“暖而轻浮飞扬”之质，属火而非纯寒。他不忘警示时人，若因贪恋龙脑细香，便与麝香、桂附等温热药同用，恐致“阳动阴亏”，犹如以薪添火，终耗根本。此论一出，颠覆了传统香药认知，让香气与医理在矛盾中碰撞出智慧火花。
而对沉香，朱丹溪在《局方发挥》中极尽推崇，称其可治“冷气塞胸、滞气缠身、逆气冲顶、上气喘息”。列安息香丸、丁沉丸等方剂，以沉香为君药，疗愈之力“如神”。一株沉香，既是文房雅物，亦是医家银针，穿透红尘病痛。
是时，“线香”初现，时人称其为“香寸”，一炷香的时间计量，悄然融入了百姓生活。
元代理学家李存在《慰张主簿》中记载：“谨具线香一炷，为太夫人灵几之献。”这细若丝线的香品，不仅用于祭祀追思，更成为计量光阴的尺牍。
线香之妙，在于化繁为简。相比香丸需揉捏、香篆须巧制，线香随手一燃，青烟即起。它从士大夫的书斋悄然潜入市井，在佛堂、医馆、茶肆间织就一张无形的网，网住元代社会的信仰、疗愈与日常。
至明清，线香更加盛行。清代文人雅集，更以“炉香茗椀”为伴，义乌出土的宣德铜熏炉，便是这段风雅的注脚。
此时，线香亦成百姓的心头好，寻常人家案头、市井商铺柜前，随处可见青烟袅袅。(万历)《义乌县志》记载：元日黎明，百姓“五鼓而兴，设香烛，拜神祭祖”，晨光未破时，线香与烛影共舞，果酒与祈愿同陈。男子踏霜拜贺邻里，女子备宴款待亲族，香火交织着人情，织就一幅“万家烟火贺新岁”的风俗长卷。
清代文人雅集，最不可缺的是一缕沉香、半瓯春茗。据(康熙)《义乌县志》载，士子逢佳日良辰，常效仿古人“临池染墨”之雅，更以“炉香袅袅、茶烟细细”为伴，在香霭与茶韵中觅得超然之境。佛堂镇稽亭村出土的“大明宣德年制”三足铜熏炉，炉身浑厚，包浆温润，正是彼时文人案头不可或缺的雅物。炉中沉香初燃，青烟盘绕如篆，恰似宋人刘松年《焚香听琴图》中的意境：高士抚琴，童子侍炉，香雾与琴音交织，勾勒出一幅“心随烟静，神共弦清”的宋韵长卷。
香，既是信仰，亦是生计。民国时期，双林寺前的朝香古道上，商号林立；寺前街村的“丁顺泰号”印版上，铭刻着红烛与茶食的热闹。
老字号“陆万兴”位于县前街，专营传统棒香。店主陆章明以20万元的雄厚资本，将小小香铺经营得风生水起。据义乌市收藏协会童晓考证，这家商号以“精制棒香”闻名，香品选用天然草木配方，既用于百姓祭祀祈福，亦为文人雅士案头添香。那时，香火缭绕的“陆万兴”，门前常有人驻足——或为购一束香敬神，或为嗅一缕烟静心。陆章明深谙香道与商道，以匠心守传统，以诚信立口碑，让这间香铺成为彼时义乌商贸繁荣的缩影。
“从祭祀神器到文化符号，义乌香道串联起一部‘香的文明史’。如今，古法香方与现代工艺彼此交融，传统正被赋予新的叙事。正如香道师所言：‘香，是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的对话。’”在文章的最后，傅健这样写道：“或许下一缕青烟升起时，我们能在这座小城中，听见历史的回响，也触摸到未来的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