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二十九年，离当今时代并不遥远，大批40后、50后，乃至60后，都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大多数亲历者对那一时期的历史，多少都有些纠结。习近平同志指出:“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积累了条件，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坚持、改革、发展”。因而，回顾义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二十九年的历史，有助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训，把建设义乌社会主义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一、义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二十九年，是向前发展的二十九年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二十九年，是形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工农业基本框架，打下科教文卫各项事业基础的二十九年。
(一)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在党的领导下，义乌建立起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的政权。1949年5月21日，成立中共义乌县委，5月23日，成立义乌县人民政府。在成立县委、县政府，完成政权接收工作的基础上废除旧制度，逐步建立区、乡、村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权，至1950年8月，全县建立了8个区委和区人民政府，设置了101个乡、2个镇，并迅速在农村区、乡两级政权建立起党的组织。随着党建工作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党组织从农村到城市，从工厂到学校，从政府机构到社会基层，得到普遍的发展，党组织从1949年底的21个支部发展到1978年的1083个支部，党员数从1949年底的192人，发展到1978年的17862人，成为义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核心。
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1953年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义乌开始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是在农村加快推行农业合作化，全县农村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初具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将个体私有制改造成了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到1957年春，义乌全县635个高级社，入社农户达79840户，占农户总数的87%。义乌于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对手工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个体私有制转变为集体所有的公有制。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义乌的初步确立。但这一新型经济制度，在以后长达2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探索中走了不少的弯路，出现了不少失误，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艰难起步，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建设才得以拨乱反正，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的道路。
(二)打下了工农业发展的良好基础
二十九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义乌整体的国民经济是向前推进的，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取得的客观成就是不容置疑的。1978年与1950年相比(1949年无统计数字)，义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22.98%，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77.99%，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030.93%。特别是1963年到196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递增21%。地方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300.7万元，增加到1978年的1779.2万元，增长491.69%，农村经济总收入从1957年的1624万元(不变价)，增加到1978年的6658万元，增长309.98%。
二十九年的建设，为义乌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全县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19.3%上升到1978年的41.6%，从而第一次改变了义乌经济历来以农业为主体的状况。在这一时期建设的35家国营工业企业和60家社办工厂在义乌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批主要于六七十年代建成的工业企业，大多直接服务于本地的农业生产，发挥了积极的支农利民的作用，而且由于化肥、缫丝、造纸等工业的发展，使得义乌企业积累起了基本的家底，为义乌工业日后的持续发展提创造了条件。
二十九年的建设，为义乌农业的发展写下了厚重的一笔。“粮、糖、猪”，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义乌农业的“三字”真经。1978年与1950年相比，义乌粮食总产量增长了54%，粮食平均亩产从126公斤增加到283公斤。全县生猪、火腿、南枣蜜枣、红糖等是义乌的大宗产品，成为集体经济的重要来源。1978年，生猪年末存栏数27.02万头，火腿年产量56738只，南枣蜜枣年产量17.1吨，红糖年产量6978吨。生产的发展，也使农民收入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农民纯收入由1956年的71.03元增加到1980年的231.81元，农村人口人均口粮从1950年的214公斤，增加到1978年的266公斤。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二十九年中，义乌农村农业充分运用了集体化的优势，大规模的开展农业基本设施，特别是水利基本设施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全县坚持开展群众性的水利建设，每年都有一批水库、山塘、水渠建成投入使用。据统计，1950年义乌全县一万方以上水库仅为245座，灌溉面积有限。到1978年，全县1万方以上水库总数达到717座，蓄水量达到13390万方，水利机电灌溉总面积达到18.93万亩，旱涝保收面积16.96万亩，而1955年时机电灌溉面积仅有0.088万亩。在这二十九年中，农业科技得到普及，全县农技推广网络覆盖社队，县区、社、队四级农业科技人员发展到2100多人。1972年，大陈公社后畈大队210亩土地平均亩产达1008公斤。科学种田的大规模普及，农业机械化的从无到有，使得全县农业生产迈上了一个新的台级。
(三)形成了科教文卫各项事业的基本框架
1978年与1950年相比，全县小学增加了344所，初中增加了154所，高中增加了54所。各类在校生数有了很大增长，小学、初中、高中在校生数分别增长了368.80%、2383.61%、7901%，此外，通过在农村、厂矿开办冬学、民校、职工学校，扫除了工农群众中的大批文盲。
文化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文化网络已占领城乡各地，50年代农村业余剧团曾发展到140多个，这些农民出身的业余文艺骨干于农闲或春节时活跃在广大城镇农村，盲眼艺人叶英美将道情唱进了中南海。遍及乡村的广播，不时出现的巡回放映队，不但活跃了全县民众的文化娱乐，也让广大的社员了解到了外界的诸多变化。
卫生事业和爱国卫生运动，使义乌从各种地方病肆虐的囚牢中获得了重生。严重影响义乌人民身体健康的血吸虫病、疟疾、钩虫病等地方病得到了基本控制，60年代末，农村合作医疗开始普及，1977年，全县农村729个生产大队有715个生产大队建起了合作医疗站，全县有“赤脚医生”1202人。活跃在田间地头的“赤脚医生”，使得缺医少药的全县农村第一次实现了人人医保，城乡群众防病治病的科学意识得以普及，医疗条件得到改善。
二、义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二十九年，是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空前高涨的二十九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在经济上翻身解放，更在精神世界上翻身做了社会的主人，全体劳动人民毫不掩饰自己的主人翁情怀。
(一)抗美援朝运动凝聚起爱国激情
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战火纷飞于鸭绿江边，激情迸发于义乌城乡。1951年春、夏，全县两次形成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热潮，全县争相报名的男女青年有32606人，当年批准入伍的就有2678人，廿三里何宅村人何振声任志愿军某部59师政委，率部出征，不辱使命，屡建战功。全县人民除积极报名参军外，还掀起了“签订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的群众性活动，全县自愿签订了爱国公约的有174710人，用于买飞机大炮的捐款32.749亿元(旧人民币)，可以购买两架战斗机。全县收到给志愿军的慰问金7222.87万元(旧人民币)，慰问鞋3382双，慰问袋504只，毛巾、袜子等日常用品1800余件。同时，全县普遍推行代耕制，负责为烈军属户代耕田地，全县5345户烈军属中，有2499户因缺少劳力享受了代耕，代耕的土地面积达45591.875亩，保证了烈军属的生产和劳动。
而这一切，发生在全县才解放不久，匪患刚刚肃清，城乡经济还没有得到恢复，加以1949年、1950年持久发生较为严重的洪涝灾害，人民群众自身温饱面临现实问题的背景之下。这一切，都只因为“土改”得人心，因为“保家卫国”口号荡气回肠，因为人民群众要当一把国家的“主人翁”。
(二)互助合作热潮中激发出集体主义精神
1951年8月，义乌全县土地改革圆满完成，土地改革运动的胜利，彻底摧毁了封建地主势力在农村的统治，确立了贫雇农在农村的领导阶级地位；消灭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做到了“耕者有其田”，但分得土地后的农村经济仍然是分散落后，十分脆弱的小农经济。土改中，全县雇农平均分得耕牛0.048头，小农具4.81件，贫农平均分得耕牛0.009头，农具1.78件，严重缺少生产资料和生产资金，加上当时农业基础设施低下，农民耕地播种，得东借牛，西借犁，更无力独立应对天灾人祸。
就在土改尚在进行之中的时候，义乌第一个互助组———义北区柳和乡柳一村杨可勇领头组织的变工互助组成立，全组有农户13户，人口60人，至1950年底，全县各地农民自发地组织的常年互助组有24个，临时互助组211个。1953年1月，在互助组的基础上，义乌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在苏溪区楂林乡杨塘岭村成立，领头人是县二等劳模宣宗瑞，宣宗瑞合作社成立的当年，水稻产量就比上年增产9.55%，比全乡平均水平高六成。
大批农民在加入互助组合作社后，不仅克服了个体生产面临的现实困难，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效，而且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影响几代人的集体主义思想开始萌发。
(三)困难时期集聚起不畏任何艰难困苦的奋斗精神
走合作化道路，是当年大多数农民的自觉选择，但而后发生的盲目提升，强行并社，对入社农民的土地、财产强迫执行“一平二调”，乃至发展到后来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则脱离了客观现实，违背了群众的意志。至使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大跃进的折腾加上自然灾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义乌本地的饿(口粮不足)、病(浮肿病)、流(人口外流)、荒(土地荒芜)等问题也愈为严重，为摆脱困境，依靠群众渡过难关，1960年冬始，县委组织若干工作组，深入社队蹲点调查。
县委书记赵仲一带队的工作组进驻夏演公社桥头大队，一驻就是三年。在严重困难面前，义乌的干部群众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在压力面前表现出了一种不畏任何艰难困苦的奋斗精神，进取意识。当时，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化的象征性事物，在调查会上，有社员一上来，就诉说了公共食堂的种种害处，全然不怕被打击迫害，赵仲一等也平心静气地听进了群众的真心话，顶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毅然停办了桥头大队的食堂。停办食堂，是场艰巨的拉锯战，直到1962年，全县的食堂才得以全部解散。公共食堂停办了，但社员家中的粮罐依然是空的，又是群众根据长年生产积累的经验，向工作组建议生产队在粮食种植上，实行“双季稻加蕃薯”的模式，让产量高的蕃薯发挥渡过饥荒的作用。这一种植模式很快见效，在全县推开后，全县的粮食产量得到提升，因饥饿患浮肿病的情况逐渐得到控制。为进一步缓解饥荒，社员们又提议把秋闲田及田堘地坎分到户，种植红白萝卜，各种蔬菜作物，结果，同样获得了丰收。桥头大队的做法，不仅影响了义乌，还带动了全金华，借鉴桥头大队的做法，金华地委发出了《关于发动社员扩种红白萝卜的通知》，号称“桥头经验”。
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是人民群众以坚韧不拔的奋斗意志，与党同心同德，共克时艰，在“左”的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环境之下，义乌能形成“桥头经验”，靠的是实事求是精神。
(四)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群星璀璨
从解放之初，到合作化，公社化，义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二十九年中，尽管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但在社会前进的潮流中劳模永远是主角。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二十九年中，义乌共涌现各级劳模61人(次)。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曾将道情唱进中南海的义乌民间艺人叶英美先生创作的曲目《虞小玉》，于1958年7月在北京长安剧院演出时，引起全场轰动，一时间此曲目传唱于大江南北，曲目中的主人公虞小玉是现廿三里街道屏石头村人，抗美援朝时她送子赴朝参战，儿子在前线壮烈牺牲后，她强忍悲痛，将140元抚恤金中的100元献给农会作经费，20元买公债，再拿10元给两户互助组组员买蔑簟。她先后担任互助组组长，初级农业合作社主任，高级社副主任，廿三里人民公社副社长兼畜牧场场长，在带领群众发展生产，抗旱防洪中干在一线，身体力行。1956年，作为全省烈军属模范上京参加国庆观礼。她晚年还担任廿三里羽毛厂党支部书记，使一个原来只有几十名员工的社办企业成为华东五省一市羽毛行业的骨干企业，最后因公跌伤也不停止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物质条件极为简陋的情况下，义乌境内几大水库工程岩口水库、柏峰水库、巧溪水库、长堰水库等相继开工上马。在施工工地上、木轮车、平板车、胶轮车就算是机械化设备了。在岩口水库工地上，有一个壮实的汉子，独臂操纵独车轮，向众人发起了劳动竞赛，他就是独臂劳模金福条。他少年时以捕蛇谋生，被蛇咬失去了一只手臂，旧社会的辛酸，使他倍加珍惜到新社会的生活，在劳动中，他只认一条理；人的力气是积储不下来的，有多少力，就干多少活。他独臂推运的土方，常常是超出身边的工友，1959年建国十周年大庆，金福条受毛泽东、朱德等联名邀请，出席了国庆十周年典礼和全国群英会。
钩虫病俗称“黄胖病”、“肥嗤叮”，是义乌流行久、范围广、危害大的主要地方病，民间流传有“一年黄、二年胖、三年钱花光、四年拖去葬”的歌谣。1952年，义乌县钩虫病防治站在吴店成立，站长吴廷璈话敖从查病开始，立志在义乌消灭钩虫病，经过吴廷璈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到1957年底，基本确定全县需要治疗的钩虫病患者为186000余人，至1960年，全县查治患者达110.1万人(次)，至1961年，全县钩虫病的平均感染率从1953年的60%下降到30%以下，基本上控制住了钩虫病的流行，到1977年，感染率又下降到1.3%，达到了消灭指标。1958年8月，吴延敖出席全国医药卫生技术革命经验交流会，被卫生部授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卫生医药技术革命先锋”奖状，1960年出席全国文教群英大会，1978年，吴廷璈主持研究的钩虫病治疗新方案获全国医药卫生科学大会奖。
陈福泽、江荣喜、大陈公社红旗大队女子民兵班，大陈公社后畈铁姑娘队……这些，组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三、义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二十九年，也是令人深思的二十九年
义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二十九年，有高歌猛进的成就，也有屡遭挫折的深刻教训。各种失误乃至全局性的错误，是当时那个时代大背景下的产物，义乌也是无以独善其身的。
持续的左的思想路线，是二十九年诸多政治运动，各种工作失误，乃至错误的根源所在。党的八大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但这正确的路线方针没能在实际工作中得到稳定的贯彻执行，大跃进、反右、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偏激行为，给刚刚步入建设轨道的义乌各行各业带来了沉重的冲击。仅以大跃进时期的大办钢铁运动为例，1958年在大办钢铁运动的高峰期，全县建了土高炉3725只，“酒坛炉”4.34万只，每天投入劳动力20多万人，由于大多数农村劳力都投入大炼钢铁运动，致使不少地方因缺乏劳力，使得本应收获的庄稼烂在地里。学校停课炼钢铁，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县境内几乎所有山上的树木被砍光，房前屋后，田头地边的大批果木被砍伐，全县总计伐木7万余立方米，荒山面积达49.16万亩，而所有的投入，所炼出的钢铁大多是废品废渣。1958年，全县财政因大办钢铁造成的直接损失为89万元，而当年全县财政总收入仅为879.4万元。
回望党领导义乌人民进行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探寻其历史经验和启示，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党在义乌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自1949年5月8日义乌解放始，党的领导，党的自身建设，自然地与义乌各项事业的发展进步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那段阳光灿烂的岁月中，党在义乌这个百废待兴，贫穷落后的农业县中，以建立基层新政权为抓手，注重在基层一线发展新党员，培养和树立了江荣喜、金福条、虞小玉等大批英模人物，以党员的模范行动，带动全县人民完成了剿匪反霸，进行了土地改革，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家园的艰苦探索，带领义乌人民走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阶段。实事求是地说.没有党领导的义乌人民29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积累，也就没有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突飞猛进的起点和基础。
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坚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党在义乌各项事业能持续向前的重要法宝。历史证明，凡是较好地遵循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时候，义乌的各项事业就能健康发展。义乌各项工作都开展得卓有成效，尤其是在工作面临困境的时候，坚持群众路线就尤其重要。“桥头经验”和“杨村经验”，其核心就是遵照群众的意愿，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为群众谋福利，为群众解忧患，使党的根本宗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落实。相反，凡是脱离群众路线，各项事业就面临困境。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在义乌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灵魂所在。历史在每个转折期，坚持实事求是，保持清醒的头脑，敢于走适合自身实际的道路，党的各项工作就能顺利完成。在过渡时期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义乌县通过委托加工，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政府帮助的原则，组织生产互助组，发展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提升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正因为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党的工作意图才顺利地转化为群众的切实行动。反之，不顾客观的生产力水平和义乌的实际，盲目地“大跃进”，“放卫星”，搞“浮夸风”、“共产风”，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这当中的教训，十分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