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的祖父是种蓼蓝加工靛青的农民。当时许多靛农因加工不善，几至破产，而陈望道的祖父因工艺独到，邻近的靛农都将种植的蓼蓝投售给他家。陈家因之逐渐致富。陈望道的父亲深受没有文化之苦，决心培养子女上学。因此，陈望道兄弟3人均大学毕业。其中陈望道与大弟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获法学学士学位。
沿着蜿蜒的小路来到陈望道故居，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幢建于清宣统年间的前廊式天井院结构的砖木建筑。建筑坐北朝南，呈“凹”字形布局，正室五间，前设弄堂，左右厢房各二间，西厢房西面有一间柴屋。1920年春天，陈望道就是在这间破陋的柴屋，就着昏暗的油灯伏案疾书。在他笔下，一个个陌生的异国文字化为了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当时，他翻译的就是影响了近现代中国的巨著《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的问世，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继“又新印刷所”之后，平民书社、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和新文化书社等出版单位又相继大量出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成了当时国内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后来，柴屋焚于火中，而他翻译的经典著作，却为中国革命“盗取”了“天火”，照亮了革命者的道路。现今柴屋已经按照当年的原样修复。柴屋内陈列着陈望道用过的桌椅和一盏煤油灯，一个简易的书架。南面山墙为一字型照壁，明间辟石库大门，大门上方悬挂汪道涵题写的“陈望道故居”匾额。故居陈列内容图文并茂，用大量的珍贵图片展示了陈望道光辉的一生。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望道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会上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陈望道在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宣传方面，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中，陈望道始终坚定地站在鲁迅一边，共同反对国民政府的文化“围剿”，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34年，为保卫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的成果，陈望道与胡愈之、夏丏尊、叶绍钧等十多位知名人士发起一个“比白话稍进一步的文学运动”，即大众语运动。这一运动得到鲁迅的支持。与会者轮流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章，反对提倡文言文，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文学”。陈望道创办了《太白》半月刊，先后发表《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等多篇文章，主张文言复兴的论调在强大的舆论反击下销声匿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于1939年7月成立了“上海新文字研究会”。
陈望道一生治学勤勉谨严，著述丰厚，在语言学、美学、逻辑学等领域里，成就卓著，蔚为大家。尤其是《修辞学发凡》一书，成为我国修辞学科学体系的奠基之作。为了驳斥中国语文没有规则的谬论，建立白话文文章的语文规则，陈望道撰写了《修辞学发凡》。该书融古今中外先进方法于一炉，运用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既批判地继承古代之精华，又批判地借鉴外国的经验，并从汉语修辞现象的实际出发，构建成一个科学的修辞学理论新体系。该书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产生深远影响。在短短的六七年间，我国修辞学界第一次掀起“修辞热”，相继涌现了20本左右的修辞学著作。
陈望道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的教学与领导工作，言传身教，为国家培养造就了大批人才，德高望重，桃李遍地。他是我国现代新闻教育事业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1942年他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1952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直到1977年10月逝世，先后共25年，是复旦大学任期最长的一位校长。在办教育的过程中，陈望道坚持根据我国教育实际，制订学校的教学制度。在处理繁忙工作的同时，他依然坚持教学、科研工作，写了多部语言学专著。
如今，在陈望道故居的正厅，一座铜像面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仿佛在注视着中国大地的百年变迁。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期间，曾引用过一个陈望道的小故事———这位革命先行者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废寝忘食，母亲看了心疼，便送来粽子。他下意识地错把墨汁当红糖，蘸着吃掉了粽子。母亲问他，他还说“够甜”。
这样的甜，是信仰的味道，是信仰的力量。正是受这种信仰的感召，越来越多的预备党员来到陈望道故居庄严宣誓入党，也有越来越多的老党员来到这里重温入党誓词。这仿佛是对近一个世纪前，那个在柴屋里伏案疾书、追求共产主义青年的遥远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