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家塾青石门匾
杨思堆，字学丰，号云川，今北苑街道柳村人。生于乾隆十五年庚午(1750)，卒于道光四年甲申(1824)。其父亲杨永伸，字舒远，号畅斋，膝下有儿子五个，杨思堆排行老大。少年杨思堆资质聪慧，喜欢读书，尤其是为人信义厚道，笃于孝行，待继母也“一如生母”，其孝悌之举甚为“乡党称之”。不过，他虽“秉资卓荦，锐志读书”却“不肖肖于章句之学”，没有把心思花在追求功名的路上。原因是几个弟弟也要读书，父母负担不轻，而母亲又在自己14岁那年病故，身为长子想早早分担起家庭的责任。杨思堆20岁左右开始谋生创业，先是在兰溪给人做佣工，后进入商界。经过多年打拼，凭着自己的信义与智慧逐渐成为义北巨富。
富贵“信”中求
青年杨思堆在兰溪做佣工时，就以忠厚诚朴深得老板和客商的信赖。没想到一次善举竟然给自己涉足商界带来了绝佳的机会。
有一年，一名苏州客商到义乌收购大枣。按照“以花定价”的惯例，苏州客商在春季枣花开时签下了购买义乌一整片枣林果实的契约。当年正值枣子大年，绵延十里的山坡上枣花如白雪茫茫，群蜂采蜜发出的嗡嗡声响彻四方。不料，契约签订后天气骤变，连续暴雨半月余。无情的凄风苦雨不仅将十里枣花摧残落尽，也彻底浇灭了苏州客商心中的希望。眼看今秋收成无望，他悻悻离开义乌。
偏偏屋漏逢夜雨。在途经兰溪时，丧魂落魄的苏州客商又把盘缠给丢了。好在天不绝人，装有盘缠的包裹被一名有信义的后生捡到。这名后生就是杨思堆。杨思堆拾金不昧，把拾得的财物如数归还拒不接受银两酬谢。苏州客商悲喜交加，感激涕零。交谈之中，苏州客商发现眼前这名后生知书达理、诚实厚道，甚是欢喜。得知杨思堆来自义乌，客商便从包裹中取出那份买枣的契约相赠。客商对杨思堆坦言:天命难违，下半年枣果收成无望已成定局，说不定还不抵从苏州到义乌来回的盘缠，故而此契于己几近废纸一张；算不上酬谢，但杨贤弟凭此契适时回乡去收枣，多少可以淘得一点，而自己也可以早早放下这份牵累。杨思堆推却不得，只好接受。不料，花开二度，当年秋季，枣果累累，个大味甜。杨思堆喜出望外，雇人打下大枣并将其加工成南枣销往各地，几乎是无本万利。杨思堆饮水思源，特地去了一趟苏州，找到那位客商，相赠南枣数船以示答谢。此事如同奇闻佳话在苏州广为传颂。一些大客商纷纷与杨思堆结交，主动与其合作。有了这笔卖枣的财富，又因此结交了一批商界朋友，杨思堆顺利踏上了经商创业之路，事业如滚雪球一般越做越大。
兴建东山家塾
清嘉庆至道光初年，杨思堆在柳村建有花厅、十八间、九间独台，以及桂馨堂、攸芋堂、慎余堂、存厚堂、厅奖堂、锄经堂、漱润堂等，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建筑群，后人称此地为柳村当典里。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兴建东山家塾。
我们知道，在科举时代，私塾、蒙馆、族塾等各类学塾是农村教育的主要形式。而杨思堆所建造的东山家塾则是在义乌古代教育史上比较典型的学校建筑。
道光三年(1823)，为了方便本族子孙读书识字，也希望他们将来有求取功名、出人头地、光宗耀祖的机会，杨思堆在独资承担捐修义乌县学宫这一大型项目的同时，投入很大一笔银子仿照县学宫的建制新建了一个家族学馆，成为杨氏庞大建筑群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馆因背靠东山坡而得名。
东山家塾前后有三进、两边厢房，上下两层，共计二十多间。其规模之大、用料之考究、雕工之精细，就是一个简化版的“县学宫”。这样的专门为办学而建且如此规模的民间学馆十分罕见。我们知道，在古代各类学馆虽然遍布城乡，但民间大多是利用寺庙、祠堂乃至民宅等延师授徒，鲜有专门为办学而建的。因此，在古代义乌学校建筑文化的历史上，东山家塾属于标志性建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东山家塾主要以两侧厢房供读书之用。第一进用于待人接物、中央一进用于祭祀礼仪、第三进用于住宿。第一进和第二进之间有一方泮池相隔，方形泮池四周皆用长条大青石铺就，中间的青石桥用来通行，形同中举的“中”字。院内活动空间充裕，环境宜人。据说，东山家塾开馆时，杨思堆特地邀请内侄王芳(后于道光癸巳(1833)登进士、任宫廷侍讲)作开蒙首讲。遥想当年，琅琅书声从东山家塾传来，其创建者杨思堆一定也十分满足和欣慰吧。东山家塾开始时只供杨姓子孙就读，后来，也招收同村及周边其他姓氏的蒙童，许多农民子弟藉此得到了最基础的文化启蒙。
咸丰末年至同治年间，攻占义乌的太平军洗劫了柳村，被毁建筑、死伤村民无数。杨氏产业在太平军兵燹中败落，东山家塾也在战乱中终止了办学。
不过，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东山家塾还曾为义乌现代教育的薪火传承发挥过积极作用。侵华日军占领义乌前后，县立义乌中学、义乌战时初中学生补习学校(义亭中学前身之一)为躲避日机轰炸都曾迁至东山家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山家塾不幸失火，大部分建筑被烧毁，仅存前厅和北侧部分厢房。大约在2014年前后，东山家塾门匾及校舍遗址在旧村改造中被彻底拆除。
独资捐修县学宫
作为一方巨贾，杨思堆以乐善好施、秉性慷慨闻名。道光元年(1821)，经地方推举，他以“德行着闻，为乡里所敬服者”被钦赐为“寿官”。他曾为修葺衢州孔氏南宗家庙捐过一大笔银子；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古稀之年独资承担本县学宫修复工程的义举。
道光三年(1823)五月夏天，由于梅雨连绵，本县学宫的大成殿西侧桁梁坍塌，文庙破损严重，县学官商议修建但苦于一时筹不到这么大一笔经费。杨思堆闻讯后“遍阅视，记工度料，投状独立为之”。八月，七十三岁高龄的他率领其弟杨学统、杨学良，儿子杨光鲁(监生)、杨光宠(监生)以及侄儿等人择日动工。修建工程从殿、庑、门、闱、池、桥到附庙的相关祠堂，全部予以“撤旧起新”。整个工程于次年四月完工，历时九个月，共耗费杨思堆白银七千四百余两。要知道，在当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普通农民家庭一年的零花钱也不过一两银子左右。杨思堆一人出资、不惜工本的捐修义举让重修以后的学宫“信足以习礼仪而光芹藻”。
县学宫简称县学、学宫、庙学，是县邑一级最高的官办教育机构，是培养生员(俗称“秀才”)的学府，在我国传统科举教育体制的金字塔构架中处于塔基地位，也事关当地人才培养的兴衰。杨思堆巨资重修县学宫，给义乌教育史留下了一段佳话，也给义乌古代教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县学宫修建完工后的当年农历十月，杨思堆溘然离世，享年75虚岁。道光五年(1825)，朝廷诰授杨思堆为“奉直大夫直隶州州同加二级”并“给帑旌表建坊”。吏部左侍郎、前提督、浙江省学政杜堮(山东滨州人，嘉庆六年进士)对杨思堆这一义举，欣然写下《重修义乌县学宫记》予以褒扬。义乌知县谢兴宗(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年进士)也写了一篇加以赞颂。这两篇《重修义乌县学宫记》都刻碑立于县学宫内，可惜石碑在战火中被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