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到衢州采访谢高华
“这是当年谢书记在和我亲切交谈。”冯爱倩指着照片说。
中国义乌网3月15日讯（义乌商报记者 龚献明）连日来，随着电视剧《鸡毛飞上天》在浙江卫视和江苏卫视同时开播，当年货郎们一个个鲜活的面容又情不自禁地在人们的眼前飞扬。在剧中被称为“谢书记”的原型人物———致力推动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的原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再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3月11日，在衢州谢高华的寓所，市委领导专门看望了这位义乌人民的老书记。虽然已到耄耋之年，但三十多年前富有传奇色彩的往事依然历历在目，回想起来，他的眼里泛着钻石般的光芒。老人用一句话来描述当年的情景———“其实我们只做了一些该做的事，那都是义乌群众创造的奇迹!”
关键词：巧遇冯爱倩
《鸡毛飞上天》镜头一:两辆车向镇政府驶来，邱英杰坐在谢书记身旁，往车窗外张望。车在镇政府门前猛地刹住，骆玉珠挡在车前，司机刚要开窗痛骂，被谢书记按住。“谢书记!给我们口饭吃!”“谢书记，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谢书记推开车门，请冯大姐一道走进了政府大门。”……
这是电视剧《鸡毛飞上天》中抓人眼球的一幕。这一场景，确实有几分取自冯爱倩当年的故事。
1982年4月，谢高华调任义乌县委书记。在他上任之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全面推行，稠城镇和廿三里镇还自发形成了小商品贸易市场。
鸡毛换糖、搞自由市场经营一直被视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且当时在这方面还没有新的明确的政策出台，所以有关部门一如继往地对此采取禁、阻、限、关的政策和措施，但又打不倒、关不掉、禁不住、赶不跑。群众从事“鸡毛换糖”，从事小商品经营之事，成了义乌县党组织、政府和有关部门头疼的一个“包袱”。
冯爱倩，原义乌饭店的临时工，因迫于生计，自1980年开始向公社信用社贷款300元，开始“偷偷”做起了小生意。她从百货公司进来纽扣、鞋带、别针等日用品，然后卖给“鸡毛换糖”的义乌人。在当时，冯爱倩的这种生意就是“资本主义尾巴”。
“当时的生活太苦了。我有5个孩子，还有一位老母亲，一家八口人，就靠我们夫妻俩五六十元的工资生活，小孩大人天天饿肚子，没办法，只能去摆摊做生意。”说起当年的日子，冯爱倩不禁红了眼眶，“但摆摊不安定，天天有人来赶，抓到就要没收全部的货物，还要坐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被他们追，我扛着装货物的袋子跑了大概三公里。”
1982年5月的一天，冯爱倩鼓足勇气把新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堵在了县政府门口，要向他讨个说法。“饭都吃不饱，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不容易，你作为父母官应该多支持我们。不摆摊我们吃什么?”冯爱倩一边流泪一边诉说个体户的委屈。
谢高华并没有吆喝着把这个“胆大”女人抓住或赶走，而是把冯爱倩请进了办公室，听她讲述她的困难。
“后来，我拿出了大重九香烟抽，问他要不要，他居然说要，还给我倒水。我们这就开始慢慢聊起来……”冯爱倩回忆道。两个人在办公室谈了很长时间，书记的烟也抽了一烟缸。最后，谢高华对冯爱倩说“要摆摊，你就先摆去吧”。
冯爱倩所想的，只是为贫寒的家庭寻找一条生路。但冯爱倩没想到的是，她这迫于生计的一闹，却拉开了义乌辉煌传奇的大幕。与冯爱倩交谈后，谢高华陷入了深思: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那么多年来，多少批工作组、工作队全力以赴地去打击它，结果仍然对付不了它?
“上任后，我不光从冯爱倩处了解到很多小商品经营的情况和经营者的苦衷，还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重点搞调查研究。由于人们当时还不认识我，所以我去调查时，他们敢于向我反映真实情况，我也因此获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谢高华回忆说。
关键词：开放市场
《鸡毛飞上天》镜头二:会议室里，谢书记抱着胳膊扫视着每一个人:“大家都知道那天拦车的事。今天我也把拦车的冯大姐、骆玉珠两个当事人请到了这里。那天，她们问我这个做书记的，能不能把扣押的货还给你们?我说容我再想想，因为我这个书记也不能一言堂啊!今天就让参加会议的所有同志一起做个决定吧，同意归还的请举手!”谢书记带头高举起手，其他领导也陆续举了起来。于是，谢书记一锤定音:“天下的事再大，也大不过老百姓要吃饱肚子。”
“我来到义乌后的四五个月内，主要是多听、多看，搞调查研究。”谢高华回忆说。根据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材料，谢高华在一次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表示:“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义乌的一大优势……”
1982年9月，义乌县委作出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并由义乌县政府发出通告(这在当时是全国仅有的)。
虽然，在当时只开放了从进城口(金华方向)至火车站约一公里多的路段作为市场。但像冯爱倩一样的经营者从此在这个市场上拥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由此告别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游击生活。
“说是只开放一条路，可事实上，一听到可以摆摊了，那些原先隐藏的摊点似乎一下从地下冒了出来，一条凳子两块木板，从城外摆到城内，一直摆到县政府门口了。上午8点以后，县政府的小车就出不去了……当年一位省委领导来视察，哪条路都进不来，最后只得把车子停在城外，走进来的。”谢高华回忆说。
在当时既无明确的政策也无先例的状况下，开放小商品市场是要担风险的，一些同志对此很有些顾虑，怕出问题。“说实在的，我也有点担心，但党的大政方针我是清楚的。”谢高华说。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午在北京开幕。胡耀邦代表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
“当时中央提出要搞现代化，让群众富起来，老百姓能吃饱饭，有房住。我们干革命做啥?不正是为了让老百姓富起来吗?群众致富总不会有什么错吧。再说要开放义乌市场，当时想请示也没地方，不如放开手让群众搞。于是，我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谢高华回忆说。接着县委一班人也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并明确表态: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经济，出了问题集体负责。
关键词：发摊位证
《鸡毛飞上天》镜头三:陈江河从老百姓处收购到了大麦，让乡里饲养场的两头乌猪吃到了大麦饲料，结果遭到了非议。为此，谢书记在政府班子大会上拍案起身:“我要大声地为鸡毛叫好!他帮我们办了政府没有办成的事!这就是市场的力量，这是老百姓想发家致富的力量。”接着，谢书记郑重宣布:“经县委研究，从今天起，我们将给个人商户发摊位证，准予个体工商户登记!”
当小商品市场如雨后春笋般疯长的时候，国营、集体企业独揽的局面被打破了，国营、集体商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质疑声随之而来:谢高华不关心国营和集体经济，只关心个体经济。
在听到这些反映时，谢高华往往不说一句话。他拿出三张票给干部们看，分别是买油条、烧饼和豆浆需要的凭证。当时，义乌城里集体饮食店的数量很少。“我早上去国营饮食店吃早点:烧饼、油条、豆浆。在排队买了三张票后，要再排三个队，才能拿到这三样东西，得吃一个早上……”国营、集体企业的这些经营模式引起了他的深思。同时，他还到一些国营企业作了调研，发现这些国营企业不但商品品种单一，而且服务态度差。相比之下，那些小贩的摊点上，花色品种多样，服务态度好。
在国家统购统销的情况下，义乌城内的猪肉、鸡的供应都很紧张。至于火腿加工，原先都是由国营食品公司独家经营的。当时佛堂农民办了田心火腿厂，随之受到了省、地、县食品公司的干涉，他们的理由是农民没有权利从事火腿经营，要求关闭火腿厂。“我当时认为，金华火腿是金华人民的创造，并非是食品公司的创造。至于私人火腿加工的质量和产品出口问题，只要保证达到有关要求，服从上面的计划安排就行了，我不能关。”谢高华说。此外，义乌的传统特产红糖、蜜枣加工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农民发展蜜枣、红糖加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为了让义乌人民放开手脚干，当时县委还围绕如何开放小商品市场，作出了四条决定，其中之一是要求县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群众从事商品生产经营，要开“绿灯”，工商部门要准予登记，发给营业执照，银行、财税、执法等部门都要予以支持。对于不执行县委开放小商品市场决定的，要予以撤职。
1983年，县委召开千人大会，出席大会的除了政府各部门工作人员，大部分都是义乌各地的“能人”。“我在会上发了言，我对他们(老百姓)说，你们是先进的生产力，我们应该保护你们……后来还发了写着‘勤劳致富光荣’的奖状，发了上千个。”谢高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