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1909—1969)，原名吴春晗，义乌市吴店苦竹塘村人。他是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明史专家、爱国民主斗士。他曾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担任北京市副市长，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革”中因写《海瑞罢官》剧本而遭迫害，含冤去世。
我是一名高级工程师，不善于言词，今天我将尽我所知，为大家讲述吴晗真实的品德和正直的一生。
我觉得我的伯父吴晗是义乌的骄傲，但也是义乌这块土地所培育出来的。吴晗和义乌有剪不断的精神和思想联系。义乌历史上出了很多名人，义乌人拥有善良、正直的优秀品德，义乌人很团结，所以义乌才有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
吴晗从小受这块土地的抚育，他父亲当时对他非常严格，他从小就把家里收藏的古代线装书看得滚瓜烂熟。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并不满足于这些文化知识的局限，前往杭州教会办的之江大学学了一年，后因该校停办，吴晗就去了胡适当校长的上海中国公学。一年后，胡适进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吴晗也跟着去了。当时吴晗开始写作，如编撰《胡应麟年谱》等，胡适很欣赏，他建议吴晗可以多做相关研究。吴晗开始按照胡适的这条自学道路走。后来他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开始转变，此后，他的人生观和将要走的革命道路都变了。
另一方面，吴晗结识了袁震，就是我的伯母。她比吴晗大，也是学史的。当时她身体不好，有结核病，吴晗的同学梁方仲就委托吴晗照看她。经过相处，吴晗和袁震一谈即合，两人的思想感情越来越深。经常是袁震在病床上躺着，吴晗就站在旁边与她讨论历史问题和学术问题，彼此非常投机，就有了想娶袁震的念头。
吴晗当时明明知道袁震不能生育，但是还要娶她。我的祖母求他不要娶她，说可以把家产变卖了给她治病，但是不要娶，否则就没有后代了。吴晗的好友也劝他中断与袁震的关系。吴晗对他们说，袁震确有重病，她正处于为难之际，我不能对她这么绝情。所以之后，吴晗一直陪伴着她，一生陪伴她，给她治病，和她一起讨论历史学术问题。
袁震很聪明，她原来是武昌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深受当时在该学校任教员的董必武的影响，有了革命的思想和革命的行动。当时学校把她开除了，她就跑到北平，考上了清华大学。他们在梁方仲的介绍下相识后，吴晗就一直照顾她，直到最后临终。
吴晗喜欢孩子，后来，在朱德夫人康克清的引导下，他们从北京的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取名叫吴小彦。吴晗把她领进家，喜欢得很，每天抱她。不久，他们又从孤儿院领养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吴彰。我伯伯、伯母去世以后，小彦和吴彰靠着政府一点救济独立生活，我们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一个8岁，一个12岁。
我在山西太原一个煤炭的研究院工作。开始是技术员，后来成了工程师，一直做煤炭基建的科研工作。当时我走上这条路与我的大姨，就是袁震的姐姐叫袁浦之有关。她的爱人陈郁是当时燃料工业部的部长，她是煤炭部高教司的司长。她说在山西大同有一个学校，有我喜欢的机电专业。我听了以后就去了。
我们全家是1954年的时候搬到北京，去北京以后，我伯伯、伯母对我的帮助和教育很多。我去大同读书以后发现，大同当地吃的是莜面杂粮，我在南方吃惯了大米一下子转到那个环境，生活很不习惯，而且生活条件也很艰苦，身上被染了很多虱子。回来以后我就对他们诉苦，我伯母帮我弄身上的虱子，我伯父就领我到彭真家去。彭真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山西搞革命的时候，也曾经到过煤矿，也在煤矿里头呆过一段时间。我伯父用这种形式勉励我要继续下去。
于是我从那次以后，就一直在煤炭系统学习工作。当时念书的时候是15岁，现在是80岁，60多年了，我成山西人了。
吴晗有一个爱好是钓鱼。他在昆明的时候，当时袁震病了，吴晗作为学校教授的工资很低。他没有办法，为了给袁震补充营养，抽空去昆明的湖水里面钓鱼。我和他一起去钓鱼的时候，会发现他一边钓鱼、一边在思考问题。回来以后常常就是连夜把白天思考的内容，写成文章。
后来，吴晗在担任公职以后，出了好多书，有《春天集》、《读史劄记》等五本作品集。他的工作范围是主管文教和卫生，除了把北京市的文教工作做好，他还有很多的其他活动，包括写书。他这样多产是其他人所不能理解的。哪来那么多时间?其实，他在这方面有很多科学的方法，比方说写卡片。不管是历史问题，还是其他问题，他用小卡片把摘要写出来，这数万张卡片积累下来有一人多高，是他一生的心血，可惜后来在文革时被破坏。
当时在昆明的时候，吴晗和闻一多并肩战斗，一个被称为老虎，一个被称为猛狮。为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做了很多演讲和报告，国民党要暗杀他俩，闻一多首先遇害。后来吴晗听了友人的劝告离开昆明，友人罗隆基帮他买了两张机票，从昆明离开先到了重庆，见了董必武，又从重庆到上海。
那是1946年，我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和我五口人在上海，我们几小孩都在念书，母亲在铁路局，父亲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家庭收入比较高，生活比较安定。但伯父他们经济情况都不太好，当时还有我伯母的姐姐袁浦之、堂妹袁熙之，他就把他的稿费拿出来供大家使用。解放以后，他主编出版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为普及历史科学作了重大的工作。
当时他的主要工作在文教和卫生这方面，他关注得面面俱到，工作尽心竭力。除了本职工作以外，他还经常参与外事活动。他不是负责外事的副市长，但是其他的领导有外事活动时，很愿意请他去，有时候就作为陪同接待。因为他去了以后可以讲中国的历史，使场面变得非常活跃，他又是一个历史教授，所以讲起来言语很生动，谈笑风生。从解放以后一直到1965年，据不完全统计，他共有700多次外事活动。尽管不是他分管的工作，但是只要他能做到的，他都是尽心尽力的。
吴晗是一个心胸坦荡的人，快人快语，什么都不藏着掖着。他在北京市政府工作的时候和彭真、万里、邓拓、廖沫沙关系处得非常好。他写了书有稿费，就请朋友一起吃饭。那时候钓鱼回来，他还专门给万里送鱼去，从这些平常的小事中可以看到他与朋友相处的真情。
接下来简单说一下吴晗对家人的情感。那年我祖母去世，我伯伯没有时间从北京过来，所以我父亲母亲去苦竹塘料理丧事。回来以后我父亲得了冰疮病毒，我得了斑疹伤寒病毒，在上海铁路医院医治，但是没办法治好。当时我父亲有一位留学德国的医生朋友，他说现在国际上有新药，但是价格很贵。我伯父知道了以后，他把出版《朱元璋传》的稿费全部寄回来为我们买进口药，把我父亲和我的病都治好了。可以说，他对亲人的这种情谊是无法言喻的。我觉得他的情操和思想品德都非常高尚，无论是对婚姻、对亲友，他都做到了常人不能做到的地步。
再说回1946年我伯父伯母从云南到上海，住在我们家二楼。我伯母当时不能下地，平时都是我伯父照顾她，我伯母的屎尿他从来不让我们动。虽然我家当时有保姆，但是照顾伯母的事伯父都是亲力亲为。有时候伯父下楼来吃饭，就让我们上楼问伯母想吃什么?需要什么?可以说他对伯母的照料非常细致。
当时伯父的社交活动也没有停。史良、罗隆基、胡子婴等好多爱国民主人士都到我家来聚会。一边聚会，一边商议国事。那段时间，他还回过义乌，在家逗留了四天，有感而发，写下了《浙道难》、《记第八大队》、《真空的乡村》等很能反映40年代后期浙东乡村真实面目的随笔杂感。
毛主席看了湘剧《生死牌》，这出戏讲的是海瑞为百姓伸冤的故事。海瑞在剧中的戏并不算多，但却引起了善于借古喻今的毛主席的注意，他觉得海瑞这个人敢讲真话，就宣扬鼓励、歌颂海瑞。毛主席让胡乔木建议吴晗写歌颂海瑞的文章，因为吴晗是明史专家。毛主席对吴晗还是有所了解。吴晗在写《朱元璋传》的时候，去了西柏坡，把《朱元璋传》送给毛主席。毛主席用两天时间看完《朱元璋传》，还给出了修改意见。
再说回来，彭德怀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回湖南老家的时候一路看到很多的悲惨现象。他写了一个万言书，当时没发，后来他在政治局提出来，对三面红旗最后导致自然灾害，死了多少人。他敢提出来，也是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要讲真话。彭德怀当时在会上很激动。这是党中央的一个政治局会议，吴晗并不知内情，他只知道胡乔木按照毛主席的意思要歌颂海瑞，他写了一些文章，用海瑞的这个故事，最后写了《海瑞罢官》。《海瑞罢官》本来是《论海瑞》的脚本。马连良到吴晗家，希望他写出一个海瑞的剧本。最后吴晗六改其稿，因为他以前京剧从来不看，也不懂京戏，改一次一看不像京剧，他又改。学了一些京剧的门道，他就把这个《海瑞罢官》写出来。《海瑞罢官》一写出来以后，得到社会上很多名家的高度赞扬，说出民心，而且也有艺术性。毛主席还亲自把马连良请到中南海唱了《海瑞罢官》这个戏。
后来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不但全盘否定了海瑞，而且把吴晗的用意归结到“为右倾翻案”，也就是给彭德怀翻案。在“文革”中，吴晗因此受到了打击，对《海瑞罢官》肯定的人也受到了打击。我们知道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任何联系，彭德怀是国防部长，是军方的，我伯父是文人，又是研究历史方面的，没有相干，没有接触的必要。
2004年9月，在吴晗诞辰95周年之际，我们成立了吴晗研究会。朱镕基同志还给吴晗墓碑上题了字，我们也有机会清明回义乌来扫墓。谢谢大家!
我今天给大家讲述的题目是“吴晗小故事，彰显大精神”。这几个小故事是在座的听众可能是没有听过，或者是很少听过的故事。
文人相帮的光辉史曲
“七七”事变后，张荫麟眼看华北危在旦夕，心情极坏。他也决计离开北平，并且不带一本书，只身到浙江大学去任教。他对吴晗说，我的这些书，凡你要的，你就尽量搬走吧!能寄出去的就寄出去。甚至连他已经写好的《中国史纲》十章长编书稿也没有带走，一并放在吴晗这里。
四十多天后，吴晗也南下到云南大学历史系当教授去了。吴晗离开北平时，将自己十六大箱中文书籍寄存在新京畿道五号黄仕林家。但惟独张荫麟的这十章长编书稿，吴晗将其带到了云南昆明。吴晗知道，这是张荫麟呕心沥血写出来的，极其珍贵。并抽出时间，将这十章长编书稿的成稿部分，加以整理、誊录。
1939年，张荫麟几经周折，从浙江大学绕道广东东莞老家，而后来到昆明，住在吴晗的家里。当他看到吴晗为他誊录的长编书稿时，非常高兴，立即又补写了第十一章《改制和“革命》》，并写了自序，作为《中国史纲》上古篇出版。
张荫麟所著的这本《中国史纲》是当时教育部计划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国史纲》的第一部，但仅写到了东汉为止。但恰恰是这样一本薄薄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在旧中国和新中国却多次再版，并受到众多史学专家的好评。
此书大部分最初刊载在《大公报·史地周刊》。1940年6月由重庆青年书店结集出版，1948年4年，南京中正书局再版。5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和台湾先后再版。20世纪90年代后，辽宁教育、上海古籍、山西古籍、商务相继再版。
吴晗不但为张荫麟保存书稿、整理、誊录书稿，为张荫麟出版这部书稿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还谱写了一曲朋友相助、文人相帮的光辉史曲!
景山公园的青松
五十年代初期的一天，有一个小学的学生和伙伴们一起在景山公园玩打游击的游戏时，不慎从山顶上滚了下来，被荆条扎伤后，不幸患破伤风死亡了。
原来，景山公园遍山都种满了荆条。到了每年的冬季，公园的工作人员就把荆条砍下来，加工制成筐篮到市场上去卖，这也是景山公园每年的一项不少的经济收入。由于荆条是用柴刀砍下来的，砍完以后，一般都会留下三寸左右的枝干，而且都是又坚又硬的尖削的断口。人从山顶上滚下来，非常容易被这形同锋利的小刀似的荆条刺伤。那位小学生就是在从山顶滚下来的时候，被这荆条大面积刺伤，多处流血，山上的泥土脏物又感染了伤口，以至于患上了破伤风而死亡的。
负责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吴晗知道这件事以后，立即要求东城区政府办好两件事:一是做好死亡学生的善后工作，特别是对死亡学生家长的安抚工作，要确保做得妥善。第二，东城区政府应立即提出一个意见，避免今后不再发生这类事故的方案。
在处理完善后工作以后，东城区政府立即给吴晗写了一个专题报告，说景山公园是中小学生经常进行课外游戏活动的场所，景山公园应该将荆条移植到别的地方去，改种松柏之类的绿色植物，以确保少年儿童的安全。
吴晗看了东城区政府的报告之后，立即约请园林局的负责人一起商量这件事情。园林局的同志也立即表态同意东城区政府的意见，迅速将景山公园内的荆条全部移植到别的地方去，景山公园改种松柏，明年春天就动工。并说:“吴副市长对学生爱护备至，对学生的安全如此关心，他把学生的健康成长和民族的、国家的前途联系起来，使我们深受教育，我们怎么能不照他的意见办呢?”
几十年后，景山公园青松遍布，苍劲繁茂，少年儿童游戏其间，愉快舒畅，何等幸福；游人徜徉其中，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如果他们知道，今天之所以有这一个优越的游乐环境，正是与当年吴晗的亲自关注、亲手操持的结果，也一定会铭感于心的吧!
财上分明大丈夫
大约是1955年的一天，吴晗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市一所中学初中班同学们的来信。在信中，孩子们恳切地向吴晗副市长提出了一个请求，希望副市长能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点时间，与同学们一起共同欢度他们的节日———“五四”青年节。吴晗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同学们的请求，便叫秘书立即给孩子们写了回信。最让孩子们欢呼雀跃的是，吴晗副市长不但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而且还特意为他们准备了他们可望不可求的活动地点———在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
“五四”青年节那天的上午，吴晗摆脱了繁忙的公务，和少年朋友们欢聚一堂，进行了轻松愉快的座谈和娱乐活动。中午，吴晗还特意在来今雨轩的西餐部为孩子们点了西餐，并和孩子们一起共进午餐。吴晗叫秘书用他的私款结账。当秘书向他说这又不是你的私交活动，为何要用私款时，吴晗回答道:“孩子们是请我和他们一起玩的，我用我的稿费支付，没问题!你办吧。”
吴晗除主持首都的文教卫生工作外，还经常应邀参加一些青年、妇女、儿童方面的集会活动和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有时还在与群众关系密切的中心工作和重大庆典活动中，到广播电台发表广播讲演等。这些讲演稿大都是他自己口述大意，由秘书或其他有关人员起草整理后再由他本人审阅定稿的。但这些演讲稿一经发表收到稿费后，他就会在单据上批示得清清楚楚交由某某同志收等字样，让秘书交给文稿的撰写人。
这些稿费的款项一般都不是很多，但得到这些稿费的青年同志都非常地高兴。因为稿费单上明明白白写的是吴晗的名字，吴晗将它塞进自己的口袋是无可非议的，但吴晗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它分发给具体写稿的同志，从这一小事上，体现了吴晗非常尊重他人劳动的人格品质，也是对青年干部的一种有效的激励。
这虽然都是一些极其细微的小事，但这些小事一时间在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大楼中传为美谈。
俗话说观棋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体现了吴晗非常尊重他人劳动的人格品质。
主讲人名片
吴昆
吴晗弟弟吴春曦的次子，现年80岁，北京吴晗研究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他曾先后撰写过《伯父吴晗1946年在上海》《伯父吴晗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朱镕基和吴晗的隔世情谊》等怀念吴晗的文章。
杨建新
著名的吴晗研究学者，曾先后出版《吴晗年谱·外事篇》《吴晗年谱·政务篇》《吴晗年谱·著述篇》等多部吴晗研究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