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档案：周晓光，女，浙江新光饰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第十届人大代表。
周晓光1962年出生于诸暨，1978年涉足商海，1995年同丈夫虞云新创办新光饰品有限公司。经过多年发展，“新光饰品”已成为中国饰品行业的龙头企业，总资产达5亿元，现有员工4300余人。
周晓光先后当选为义乌市十一届、十二届人大代表，金华市第四届人大代表，全国第十届人大代表；曾荣获浙江省三八红旗手、浙江省优秀董事长、浙江省中小企业创业指导大师、浙江省杰出青年民营企业家、金华市劳动模范、2000年中华杰出女性代表等称号。
2004年春节期间，周晓光设立全国人大代表联系点，并通过电视广告向社会各界征集人大议案，在全国上下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关注。
一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崛起、发展，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比如环境、机遇、政策等等。而这个地方独特的地域文化传统、精神气质，也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当地群众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支撑和原动力。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义乌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奇迹。成功的背后，是什么在支撑、激励、推动着创造奇迹的义乌人？对义乌精神该怎样去认识和解读？讨论义乌精神，最有发言权的，当然是体现并传承着义乌精神的义乌创业者们。全国人大代表、浙江新光饰品董事长周晓光，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不久前，记者特地采访了周晓光，就义乌精神的提炼、传承和创新展开对话：
什么是义乌精神？
记者：义乌商人已经成为全国人数众多、比例高、分布广的经营者群体。义商的崛起，主要不在于有叱咤风云的大企业，而是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力量。大多数义乌商人都是贫寒出身、白手起家，从“草根”长成“大树”的，你的创业历程也不例外。那么，是什么在推动、支撑着你们？
周晓光：除了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好的政策引导和市场机遇，主要就是义乌这个地方的人文传统和千百年来附着在义乌人身上的一种精神。我不是专家学者，不能用精练的几个字来概括它，我只能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话来阐述。
记者：人们希望看到的就是最朴素、最接近本质的东西。
周晓光：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可以说义乌没有一点优势。地处浙中盆地，一不靠海，二不沿边，环境闭塞，土地少而贫瘠，出产也不丰富。我出生的地方是义乌的邻县，情况也差不多。
为了谋求生存，我们的祖辈只好走出家门，于是就有了肩挑货郎担、手摇拨浪鼓，以“鸡毛换糖”换取微薄利润的商业传统。这样的生存环境和谋生方式，造就了义乌人能吃苦、不怕困难、善于适应各种环境的坚韧性格，以及不以物小而不为、不以利小而不干的独特商业理念。义乌今天的成功，也就在于选择了谁也看不上可谁也离不开的小商品行业。
记者：当年你开始创业时，一定也有很多艰辛。
周晓光：是的。我出生在诸暨一个偏僻的山村，出入全靠步行。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艰难，因为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家中也实在没能力再供我读书，所以才17岁的我就走出家门，到外面的世界去找活干了。我母亲是义乌廿三里镇人，从小就经常给我讲鸡毛换糖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以后的创业历程中给了我很多勇气和力量。靠着借来的几十元本钱和一本中国地图，7年多时间我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北到冰天雪地的大兴安岭，南到云南的少数民族村寨，都留下了我的脚印。白天摆地摊卖绣花样，晚上赶夜路睡车站，靠着一分一角的积攒，攒起了2万元钱，算是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
记者：或许没有那一段生活，也就没有今天的周晓光了。
周晓光：当然。艰苦的生活不但能够磨练人的意志，培养生存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也能从中学习、积累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比如我摆摊卖绣花样、绣花针的时候，不少女孩子对绣花感兴趣，我就手把手教她们绣，她们学会了，要自己回去绣，我的生意也就做成了，这让我明白了什么叫服务意识。又比如有几天生意不好，可来去的路费没法省，时间也赔了进去，所以后面几天就必须多卖几件，不然就要亏本，这让我脑子里有了最原始的成本核算概念。
不光是我，大多数义乌企业家都有这样的艰苦经历。这些经历也造就了现代义乌商人的很多特征：比如敢闯，哪里有市场、有商机，哪里就有义乌人，而且不管在哪里都能扎下根来；勤俭节约，前些年小商品市场里踩着三轮车送货的，很多都是身家几十万上百万元的老板，舍不得雇人就为了节约一点运输成本，直到今天也还有不少经营户自己搬货运货；还有善于学习，观念更新快，行动快于理念，注重实效等等。
义商的群体个性
记者：很多义乌企业家都不大重视宣传，也不大跟媒体打交道，这是不是也算义乌商人的一个特点或者性格？
周晓光：据我的了解，义乌商人都比较低调，有着“人怕出名猪怕壮”的传统心理。企业、企业家很多不强调公众知名度，不喜欢到公众场合露面，即使是一些在很多人看来很重要的场合。不多报产值利润，也是义商的共同心理，这跟经常可以听到的国内一些地方的企业统计“注水”、夸大业绩比较起来，不爱出风头的个性十分突出。再比如对《福布斯》等不少的财富排行榜一类，不少义乌商人就表示不以为然。只做不讲，或者多做少讲，这是很多义乌商人的信条。
当然，这些特点很难说是优点或者缺点。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能还是鸡毛换糖时代的理念。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少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义乌企业，已经开始重视公众形象和企业文化的建构、传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跟国际主流商圈的接轨和融合，义乌的企业、企业家也都在改变，在进步。
记者：义乌企业在经营、管理上是不是也有自己的风格？
周晓光：义乌商人普遍不擅表达，经营手法比较平实，不重形式技巧，领会贯彻政策也重实效而不赶时髦。创造概念和新名词，不是我们的专长。我们比较重操作、求实效。要概括义商的经营管理规律，也并不是很容易的。
比如我们“新光”，这些年的发展很快，但一直很稳。我的原则是：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力所不能及的我不做。但只要认准了，就信心十足、勇往直前，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我们的研发战略、经销策略、组织结构、人力资源等等，这些年都基本保持稳定，产品也保持了业内领先的市场占有率。记得迈克尔·波特说过：“只有在较长时间内坚持一种战略而不轻易发生游离的企业，才能赢得胜利。”
这种经营风格的结果，就是义乌企业普遍亏损少，失败率低。就是小企业，破产比例也相当低。
此外，吃苦耐劳、谨慎地冒险、重视在实践中学习，也是义商共同的特质。不少企业家都在忙着研读各种进修班，国内不少经济学专家、学者的讲座上，都能看到义乌商人成群结队的身影。
记者：从义乌商人的群体个性似乎也可以折射义乌的产业特点。我看到过一个报道，说浙商的优势，就在于它的“低、小、散”。义乌在这上面似乎表现得尤为突出。
周晓光：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比如说“低”，义乌商人不但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大多是出身农村，原来只有初中以下学历)，企业组织形式、产业层次也很低。
其次是“小”，义商普遍“个头矮小”，企业平均规模要比全国水平小很多，到目前年销售超10亿元的大概都还没有。产品也“小”，义乌的支柱产品比如服装、袜子、饰品等，都是一只手就可以拎走的小东西。这些东西科技含量、资金门槛并不高，但就是这些大家都能做的小商品，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做不过义乌人。
再说“散”，也就是流动性和行业的广泛性。“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义商”，这在国内乃至全球很多地方已成了一句商界“老话”。其实这句话倒过来说倒更准确：“哪里有义商，哪里就有市场”。
记者：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套，义乌经济的成功有些不大合常理，很难用模式化的东西来解释。
周晓光：一些专家学者也跟我谈到过这个悖论。在资本、技术、人力、管理等生产要素上都处于劣势的义乌“草根”企业，居然比很多国企、外资企业更有活力和竞争力，企业组织“落后、低级”，但效率却出奇的高，这让他们感到无法理解。
从我自己的实践经验来分析，我的看法是，义乌很多企业虽然在不少方面“低级落后”，但却很符合中国国情、文化背景和发展阶段的特点。它们往往能敏锐地把握这个阶段什么样的东西最适合，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最匹配。一旦周围环境发生变化，它们也能迅速地由低走高。虽然“小”，但小企业通过区域专业市场交换实现了生产链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或通过专业化协作进入大龙头企业主导的价值链。而作为大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丰富的配套资源，将生产要素的竞争外部化，获取成本和集约优势。这是一种传统经济学上找不到的产业组合方式——由优势产业、关联行业、上下游协作配套，以及大小业主和谐共存的、符合良性经济生态平衡，内部呈条状、外部呈块状的特色产业区，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义乌企业就可以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了。我们与国际主流商圈、与业内先进企业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
丰富、创新和完善
记者：我们谈了很多关于义乌精神的实质和具体表现，以及义商群体的个性特征。义乌精神在今天，或者在今后，是否一直都能是义乌人的精神支柱？随着时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它是否也要变化？
周晓光：自古以来，义乌就有“勤耕好学、刚正勇为”的精神传承，它创造了义乌悠久璀璨的历史和人文，也塑造了义乌人的性格。也正是这一精神遗脉，让今天的义乌人能够敢为天下先，为人所不为，走出了一条义乌特色的发展道路。对于今天或者今后的义乌人，它的精神内核永远都不能丢。同时在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它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充实新的内容，不断创新和完善，这样才能保持先进性，才能不断激励义乌人勇于进取、勇于创新。
义乌精神的提炼、总结、丰富和创新，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为义乌精神不仅仅是义乌人的，它更应该是全社会的精神财富。作为一个见证了义乌经济崛起的创业者，我希望政府、专家学者以及各界人士，都来关注这个课题，进行研究和讨论，这是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一件事。
记者：余风 滨文
刊于2005年1月13日《浙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