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简直可以说是“三无土地”：既不把边(境)，也不靠海，交通不便；人多地少，物产不丰，力耕所得，不能果腹；发展农业无资源，发展工业无基础。正如民谚所云，“去年总盼今年好，今年又是破棉袄”。唯独“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声，成了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永恒。
但正是“鸡毛换糖”这种不入眼的小生意，却把义乌人的经商智慧和创造力给逼了出来。其中就包括现已成为浪莎集团总裁的翁荣弟。
创业：“鸡毛换糖”
上世纪80年代初，翁荣弟兄弟仨和许多义乌老乡一样，也投入到这古老而传统的“鸡毛换糖”之路，开始走南闯北。
那时候，得知人工饰品在新疆十分畅销，兄弟仨就向亲戚借了点钱，备足了货，向西北进发。时近年底，西进列车拥挤异常，翁荣弟和大哥翁荣金在火车上站了四天四夜。当列车驶进乌鲁木齐车站时，他们的双腿已经肿得迈不开步。
然而，等他们兴冲冲地把货拉到市场，才发现市面上早已充斥各种人工饰物，价格跌了一大截。翁氏兄弟挥泪贱卖掉所有货物，总计亏损1万多元。遭此打击，等他们决定从头再来时，定下了做生意的原则：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此后他们辗转广东、新疆等地，经销各种小商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有了一些“原始积累”。
后来他们跑累了，决定在义乌县城一个叫廿三里的市场，还有稠城镇前街市场摆摊做批发零售。那时还都是偷偷摸摸地搞，因为究竟能否让农民进城经商，上面的政策依然没有放开。他们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摆地摊的人常常被当做“投机倒把”遭受围追堵截，一旦被抓，货物全部没收，血本无归。
东躲西藏的行商生活，让他们无奈而又厌倦，直到当地发生了一个“提篮女叫板县太爷”的故事，命运才出现转机。
1982年5月的一天，正在摆地摊的“提篮女”冯爱倩偶然发现，一个个子瘦高的人正在附近闲逛，这不是新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吗？不久前刚被处罚没收了提篮的她一时冲动，想都没想径直跑上前责问“县太爷”：“我没工作也没田地，不摆摊叫我吃什么？”一股脑将“抓了罚，罚了抓”的经商生活的辛酸全部倾倒了出来。
若干年后，据谢高华回忆，冯爱倩反映的问题，他都是知道的，但“应不应该开放集贸市场”、“允不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在当时还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即使不至于戴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个体经商”仍然是政策禁区。
意识到民心所向，谢高华的思路变得清晰：他决定开放本地的小商品市场。他在县委常委会上的表态让在场官员目瞪口呆：出了问题我负责，宁可不要“乌纱帽”！
转折：放水养鱼
1982年8月25日，义乌县委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下发“一号通告”：正式开放县城小商品市场。这一破天荒的举措震惊全省，影响波及全国。建个“大棚”本身是小事，但在民众看来，却是政府对原来“三不管”状态下的市场的认可。
冯爱倩幸运地成为义乌第一个取得“鸡毛换糖”许可证的小商贩，这也是当地第一本个体商业营业执照。之后，义乌的“翁荣弟”们也陆陆续续地拿到了许可证。
这样的许可证，义乌县工商管理局当时共计发出上千张，一张“许可证”就是一个“护身符”，让“敲糖帮”的命运一夜之间扭转。有人称此举为义乌小商品市场落地前的“第一声啼鸣”，更有学者认为这声“啼鸣”的历史意义，不亚于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土地包产到户的创举。
义乌向农民发放经商许可证后，“敲糖帮”与当时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变成唇齿相依的关系。据资料显示，小百货市场商品销售就靠上万人的货郎和上千人的个体商贩队伍，其中原来“敲糖换鸡毛”的货郎担歇担摆摊的占35%，从外省市进来的小商品占65%，而货郎商品八成以上从小百货市场进货。
“起初，只开放了从进城到火车站约一公里多的马路作为市场，正是这一小段的开放，促成了义乌经商冲动的一次火山大爆发。”谢高华回忆说。
说是只开放一段路，可事实上，所有“地下状态”的摊子都摆上来了。一张凳子、两块木板，从城外摆到城内，一直摆到县委大门口，早上稍微晚一点，县委大院的车子就出不去了。据说，当时省里一位领导来义乌视察，哪条路都进不去，最后只好把车子停在城外，徒步走了进来。
商贩们反应之热烈，让谢高华等领导意识到，仅仅允许商品经营的政策开放力度还是不够的，经反复研究，义乌县委进而实施了“四个允许”的新政，即“允许农民进城，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竞争(无论国有、集体和个体)”。1982年9月5日，义乌县委又作出了一个时人认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开放位于义乌湖清门的小商品市场。
可是，当时义乌工业基础差，农民土地少，财政上没有资金，怎么办？翁荣弟回忆说，谢高华决定向银行贷款57万元，兴建摊棚式小商品市场，但县级银行根本不可能贷出这么多钱，他辗转找到了省里的银行。尽管面临的压力和争议都非常大，最后他还是促成了此事，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初步成型，也绘就了日后誉满全球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蓝图。
崛起：兴商建县
1984年，义乌县委明确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要“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新战略给义乌带来了希望和财富，让“翁荣弟”们的命运彻底改变。
当年12月，位于新马路的第二代义乌小商品城建成投入使用，摊位从露天搬进了棚子，摊位数也增加到180多个。紧接着，第一代义乌市场迅速从地摊、“马路市场”实现升级，先是过渡到棚架市场，然后走向室内市场，再推进到门店市场。
此时翁荣弟的胆子更大了，做了近10年袜子生意后，上世纪90年代初，他终于取得了某广东品牌袜子的总代理权，并用了5年时间悄悄建立起自己的全国性批发网络，等待时机到来。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悄然崛起，很快引起了中央决策部门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初，原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两次带队到义乌视察。1991年2月，安志文从义乌调研回京后，指示随行的国家体改委市场流通司人员撰写了一篇调查报告，题目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经验》，以国家体改委《简报》的形式，直接上报给中央。
这是义乌创办小商品市场以来，第一份来自中央高层并给予正面肯定的官方材料。对义乌人而言，这份1000多字的《简报》无异于一柄分量极重的“尚方宝剑”。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小商品市场做得风生水起的义乌提出了“以商促工、工商联动”的口号，大力引导、鼓励发展工业产业。
看到新机遇的翁氏三兄弟，也开始创办自己的企业，打造自有的品牌。1995年10月，他们在义乌经济开发区创办了义乌浪莎针织有限公司，日后的“袜业帝国”正式起步。
短短10年工夫，“浪莎”创造了业内“十个第一”，连连拿下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以及国家免检产品的称号，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袜王”。2007年5月，浪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137.SH)，进入资本市场，成为义乌第一家在国内主板上市的民营企业。
2007年，翁荣弟被评为年度十大风云浙商，其评语为：“他是一个旗手，在拨浪鼓声的余韵中，他扛起了‘义乌制造’的品牌大旗；率先进入资本市场，率先摆脱OEM的困局，他有先知的勇气，更有先觉的智慧；在‘蚂蚁军团’汇入全球市场的浪潮中，他高举的旗帜猎猎作响。”
这样的评语，也许同样适合于成千上万敢为天下先的义乌商人。
作者：何勇
刊于2008年12月15日《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