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奥运的“中国制造”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全球化之路
奥运会期间，义乌的大量小商品卖到了伦敦的各个角落。在此之前，从南非世界杯到2012年欧洲杯，“呜呜祖拉”和“义乌掌声”也都给体育迷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义乌的国际商贸城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资料显示，20万人在这里经营着5万多家商铺，货物品种达50多万种，大批外商来义乌采购，每天1400多个标准箱销往世界各地。而义乌人也通过互联网完成了这种全球售卖。有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义乌已成为“新丝绸之路”的起点。
伦敦奥运引爆义乌小商品热销
无论在奥运赛场还是伦敦街头，从吉祥物文洛克到种类繁多的奥运会纪念徽章、旗帜、T恤、水杯、食品，奥运会特许商品一时间热销整个伦敦。伦敦奥组委表示，本届奥运会共有一万多个种类的特许商品，创造了奥运会的新纪录。另据统计数字显示，奥运官网上销售的900多种商品中，有627项是“中国制造”，而义乌是“中国制造”通往伦敦的最大窗口。
奥运会开幕之前，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玩具、体育用品专区采访看到，很多聪明的商家都抓住“奥运”概念，备足了喇叭、假发、头巾、荧光棒、各种国旗贴纸、艺术眼镜等运动主题的货品，红蓝白三色的米字旗图案更渗透到服装、装修装饰、生活用品的各个角落。
位于福田市场的国际商贸城是义乌最大的商品集散地。第一次走进这一建筑群，其庞大的体量让人联想到世博会园区。在这里，5栋连体建筑内云集了6万多家商铺，单栋楼的每一条走廊都有一公里长。浩如烟海的市场里，从小家电到箱包服饰，从体育用品到珍珠翡翠，从五金器材到家装木雕，这里能够采购到想象中的一切，并且价格非常便宜。
在这里，记者巧遇了一位正在购买印有“米字旗”小饰品的老外，他告诉记者，他来自苏格兰，从四五年前就已经来义乌做批发生意，伦敦奥运会进入倒计时后，他在义乌采购了一批和奥运有关的饰品，赚了不少钱，这次又来补货，他认为奥运期间这些小纪念品卖得会更好。另外记者也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经义乌检验检疫局报检出口英国的小商品有1577批，金额为3428.86万美元，特别是体育用品出口增速明显，出口量及金额同比均增长40%以上。
伦敦奥组委官方与义乌商家合作，订购了一批授权商品。今年2月，一名台湾中间商找到义乌拓展塑胶制品公司，定做一种形似手掌的充气玩具，用于欧洲杯赛场。不久后，这位客商经由伦敦奥组委确认，再次采购了12万只“手掌”作为伦敦奥运会授权商品。和南非世界杯的“呜呜祖拉”一样，“义乌掌声”拍响了伦敦奥运会。这笔生意的总额并不高，但与过去只能做山寨产品相比，无疑提升了义乌的市场地位。
义乌人楼志桥也将小小的折叠椅卖到伦敦，其中很大一部分被用作比赛场馆的观众席和裁判坐椅。楼志桥在美国密西西比学院学习4年后回到义乌，和表弟一起创办了一家进出口外贸公司，并注册成为阿里巴巴出口通会员。他凭着自己的英语优势以及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把外贸业务做到了德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2011年11月，英国大超市Dunelm通过阿里国际业务平台给楼志桥发来询盘，下了11个订单，要采购价值250余万元的折叠椅，其中大部分用于伦敦奥运会。楼志桥接下了这笔订单，8个货柜的折叠椅陆续运往英国。
不仅仅在伦敦奥运会，从南非世界杯上一鸣惊人的“呜呜祖拉”，到英国威廉王子婚礼上的彩旗、在国外大卖的山寨版威廉王子订婚戒指，再到每年都有大批出口的圣诞主题商品，来自义乌的小商品总能和全球热门话题紧紧联结在一起。这也表明，义乌的视角不再单一局限于国内市场，国际化已成为义乌发展的一大特色。
作为中国小商品对外贸易的窗口，根据义乌当地经销商的说法，十年前，也门哈得拉毛特地区的大批商人第一次来到义乌，然后满载廉价商品返回海湾地区，这些商品在阿拉伯世界以及其他地方快速传播开来。现在，每年20多万阿拉伯商人到义乌寻找贸易机会，随同前来的还有非洲各国以及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经销商。这条“新丝绸之路”开始影响到了全世界。
洋个体的义乌生意经
来自义乌官方的数字表明了义乌这座城市的国际化程度——2011年义乌入境境外客商达44.4万人次，在义乌居住半年以上的境外客商有1.5万人，3000家境外企业在这里设立了代表处。由于传统的“三资”企业对于在义乌采购商品的外商来说准入门槛过高，而且外国自然人在中国从事商品采购尚未得到办理“洋个体执照”的法律允许。因此，登记成立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便成为常驻义乌外商获得合法经营身份前的一个重要过渡。来自非洲塞内加尔的客商苏拉就在义乌设立了这样一家机构。
记者见到苏拉时，他正在公司楼下和几个黑人小伙子说着什么。他有一米九高，肌肉结实，留着短短的卷发。他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附近租用了一幢写字楼的一层办公，两三百平方米的敞开式空间一派忙碌景象，十几个中国员工伏案工作，三四个老外在公司等着办理各自的业务。
苏拉反应敏捷，中文说得非常流利，有意思的是还带一点南方口音。他说，初到义乌时语言不通，有机会就找中国人聊天练习对话，“到中国后第一个想法就是要沟通，我每次找几个朋友跟他们坐坐，他们也不会说英文，天天在一起肯定要想办法说话，现在看，到底是怎么学会说中文的，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至今苏拉仍不会写、也不认识汉字，但和中国人交流起来可以完全不需要翻译，一样也能听说自如。
苏拉告诉记者，来中国之前，他和父亲、兄弟一起在塞内加尔经营家族企业。2003年，苏拉到广州进货，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也第一次了解了中国的市场。从那之后，每隔两三个月他就会去一趟广州。2006年，也是通过朋友介绍，苏拉来到义乌，他立即被这个小城吸引了。“这里的市场太大了。”他回去立即和家人商量，决定把在中国的生意中心搬到义乌来。又过了不久，苏拉干脆在义乌常驻下来。“我们家族好几个兄弟，我每次来在这里呆两三个星期，回去后还有另外一个兄弟来，我们经常轮换，所以我们考虑派一个人常驻在这里。”
几乎所有国家的客商都能感觉到，义乌对外贸易的市场越来越热闹了。苏拉在义乌的这些年，国际商贸城从一期一直建到了五期。苏拉的家族生意，也从最初单纯做五金批发生意，慢慢发展到现在几乎什么好卖卖什么，批发商变成了贸易公司。“刚到义乌的第一年，我们只管给自己家族的生意供货，慢慢地认识的人多了，客户也多了。现在做外贸什么货都做，就像塞内加尔驻义乌的办事处一样。有人要什么货，我们都帮他们找来运回去。现在也和其他非洲国家做生意，像刚果、安哥拉，做得久了，客户的生意倒比我们自己家族的生意还要多。”
苏拉回忆刚到义乌的那一年，义乌市场上外商的货品交易量还都不太大。“我说要一个货柜的东西，卖货的都吓了一跳，都说没有。而现在，我一去市场，他们就问我要几个货柜。”谈到在义乌做生意的经验，苏拉说，从义乌进货卖到非洲，这边的费用和海关关税加起来要占30%-40%，再算上运输费，粗算下来，一般在义乌批发10块钱的东西，零售卖出去要20块钱左右。“义乌的货好卖是因为比较适合非洲市场，也不是说便宜或者别的。再有就是很方便，有时只需一个电话，告知数量及交货期，打过来货款，其他全由商家负责就可以了。”
生活在义乌的老外，除了苏拉这一类由做批发生意发展起来的之外，还有一类人，是外国大公司驻义乌的办事处代表，相对而言，后者的工作显得更轻松一些。来自约旦的阿布便是其中之一。阿布是金敦贸易有限公司驻义乌办事处的总经理。他的办公室位于福田大厦23层，这是一个外贸公司云集的写字楼。公司刚刚搬过来不久，租金每年8万元人民币，但视野开阔，风景很好，地理位置也很优越。从办公室的窗口望去，在国际商贸城的旁边有一大片栽种了草坪的空地，“这里也是正在规划的商贸城的一部分。”阿布对义乌已非常熟悉，和记者比起来，他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义乌人。
阿布2002年从约旦到广州，协助在金敦公司做总经理的哥哥。不久后，阿布被派到义乌，负责开拓小商品业务，采购饰品、鞋袜等小商品，再销售到全球各地。刚到义乌时这里的外国公司很少，竞争少，所以生意比较好做。而这些年随着来义乌的老外越来越多，竞争日趋激烈起来。“以前是批发商采购，现在零售商也过来采购，所以生意不如以前了，一件小商品买个几十件也可以批发，生意不好做了。但又因为这些年贸易不断增长，我们公司的销售总额却还是可以一直增长。所以总公司也对我的工作非常认同。”
外商在义乌的快乐生活
生意做得四平八稳，阿布在义乌的生活也过得轻松惬意。“前一段时间我回约旦，呆上十几天后就觉得不习惯，我说我要回家，家人问我回哪里，我说，回中国。”几年前，经朋友介绍，阿布与一位义乌姑娘结婚，成了义乌的“上门女婿”。他们生下了一个小孩，阿布给孩子选择了中国国籍，他说：“主要是有中国国籍的话孩子入托、上学都会更方便。而且以后我们也准备就在义乌定居了。”
中国经济一直在增长，义乌每一天都在创造着很多机会，这让这些可爱的老外们如鱼得水，淘金梦对他们来说不只是神话。他们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的生活，甚至在菜市场和超市，也随处可以看到穿着非洲或者中东民族服装的老外，领着孩子、提着菜篮，这里已是他们的第二故乡。最近几年，义乌相继修建了基督教堂和清真寺，满足了不同宗教信仰的老外们的需求。一些外商组成了一支名为“大鹰”的足球队，每天都要到梅湖体育场练球，也常会和球友在五爱社区上演“街头足球”。还有很多人自发组织了“老外消防志愿者服务队”，来自伊朗的哈米被大家推选为消防队队长。除了遇到火险及时扑救之外，他们还负责对义乌人和在义乌的老外宣传消防安全知识。
苏拉和他的家人也已经完全中国化了。他们都喜欢吃中餐，他在车里常听的CD是凤凰传奇。苏拉也发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文化和家庭观念上的差异。“我爸爸的生意做得很大，以前我们读书的时候，周末都要去爸爸的店面帮帮忙，像我们非洲和中国不太一样，很有钱的人不会直接把钱都给孩子，而是喜欢让孩子自己去继续赚钱。爸爸发现你做得好，可能会给你一点钱让你自己做。很少看到一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要做生意，爸爸给他几百万元；或者孩子长大了，爸爸就给他买一部50万元或100万元的车。像我们家里有几十个小孩子，我有两个哥哥都是在国外赚钱，我也是这样，都是做小生意。到现在为止我爸爸没有给过我们钱。如果做不好他会帮我们，但是现在我们做得都比较顺利。”
生活中，也有让苏拉感觉到烦恼的问题。“我的小孩子、老婆都在这里，小孩子7岁了，今年要读书，但是进学校挺麻烦的。我孩子应该在我家附近的小学读书，但是人家告诉我会很困难。怎么才能上学呢？好像也不是赞助费这么简单。义乌倒是有一家国际学校，一来费用比较高，二来有些地方不承认它的文凭，将来也不容易和中国的学校接轨。”苏拉还觉得，每年都要换一次签证，每次都得到辖区派出所登记，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如果能将签证的时效适当延长，改为三五年签一次就太好了。”
老外们的涌入，给义乌本土文化注入了异国情调。义乌最有洋味儿的地段，是距国际商贸城不远的稠州北路。在这条路上，分布着标有英文、韩文、阿拉伯文的餐厅、咖啡馆、水烟馆、大酒店。傍晚时分，空气里弥漫着咖啡、烤羊肉和苹果味水烟混合的味道，许多来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外商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便聚拢过来。这些远游他国的人，最渴望的是能尝到家乡风味的可口饭菜。所以，一家名为“苏坦”的土耳其餐厅差不多是最受欢迎的地方。餐馆外部的装饰华丽厚重，颇有几分中东风情。进入餐厅，背景音乐是中东风格的节奏，挂在高处的电视机播放着阿拉伯电视新闻，身着长袍的服务员在客人中间穿梭忙碌着，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异域。
苏坦餐厅的老板奥兹坎是土耳其人，两年前，他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义乌，开始经营餐馆生意。这家餐厅提供传统的土耳其烧烤、各类甜品以及土耳其特色咖啡。餐厅的调料和配料都是从土耳其进口的，所以能做出纯正的土耳其风味大餐。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将餐厅打造得比阿拉伯还要阿拉伯，使那些远离家乡在外经商的人们感受到家的亲切，也要让中国人品尝到异域风情的大餐。现在，这家餐厅已成了老外们聚会和交流的重要场所。
夹在几家餐馆当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脸，这是一家叙利亚人开的理发店。在义乌，像这样由外国人经营的理发店不下七八家，一般客人都是在黄昏后陆续光顾，每家理发店都要一直营业到凌晨一点。也总有中国人好奇想要试一下，但店主只能无奈地告诉他们剪不了。因为中东人和非洲人的头发都是自然卷曲的，剪短后贴在头皮上，和中国人的发质迥然不同，也不适合中国人的脸型。
发力于民间的对外贸易变革
在义乌，老外“穿着裤衩而来，西装革履而去”的淘金故事屡见不鲜。但是，在成就传奇的同时，义乌的外贸市场也并非全无问题。有人这样形容：“义乌就像拉斯维加斯，商人带着致富的梦想来到义乌，但它却像赌博，你要想赢，你就得知道怎么玩这个游戏。”不久前刚刚发生的印度商人赊账事件，就给很多中外商家敲响了警钟。出于打开国际市场大门的考量，商贸城里的老板们会赊各种商品，让老外们带回国销售，售出后再回收货款。但这个环节也确实容易出现买家欠账失踪的问题。
在常驻义乌的外国人中，印度人最多，其次为韩国人。过去几年，伊朗一直是义乌出口最大目的国，但今年前3个月，印度市场超过了伊朗，出口额达1.2亿美元。义乌官方数据显示，2009年到2011年3年间，17家逃匿的印度外贸公司欠款2800余万元，其中一家注册名称为“牛津贸易(香港)有限公司”，拖欠102家义乌商户货款总计达1300万元。今年前5个月，5家逃匿印度外贸公司欠款就达400万元。
对此种情况，苏拉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他是本分的生意人。“义乌市场有一些问题，比如有些外商赊账，但是我们在这里6年没有欠过账。我们做的都是现金，拿货时直接付钱，他们给我货，我给他们钱。现货交易有优势，义乌人做生意很讲规矩，一旦发现问题卖主马上就给更换。在义乌做生意，我不能说什么都好，但是这些年我个人确实没有碰到过什么问题。比如说进货，买了不该买的，囤积在手里卖不动，属于做得不对、个人经验的问题，不算在义乌遇到的问题吧。很多老外在这里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但是我没有，就像在自己的国家一样，没有什么问题。”
对于赊账事件，义乌官方也出台了相应的对策，保障本地商家的经营安全。义乌公安局经侦大队设立了“经济案件预警平台”，商户在预警平台查询前来交易的商贸公司是否有被投诉记录，如果商户对前来交易的公司有疑虑，也可以提交平台，公安人员整合信息、查审注册材料，再反馈给商户。另外，相关部门也准备出台一种类似于“支付宝”的付款方式，买家先付20%订金，集装箱从义乌到目的地港口的一个月时间里，买家不用付钱，到港口之后再把钱打过来，卖家收到货款后再把提货单发过去。如果不付钱，卖家就不给提货单。
“市场上的大部分商品都是销往发展中国家，外商是冲着廉价、多样、新颖的小商品而来到义乌，义乌的个体商户其实不是在做外贸，他们只是把国内的商品在国内卖给外国人，等于是拿内贸的方式做外贸。”义乌市涉外服务中心对外联络科的张鸿介绍，和义乌商家进行交易的“洋个体”同样思路简单，他们通过外贸公司报关检验，在海关把各自的货物搜罗一下，凑成集装箱出口。多数“洋个体”一箱货有数十个品种。之前外国公民在我国申报个体工商营业执照尚未放开，而没有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他们就无法与人签订合同，遇到大批量订单时，他们只能通过贸易公司或工厂与采购商签订合同，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经营成本，还要承担难以预料的经营风险。
英国经济学家本·辛芬德费尔在《新丝绸之路》一书中，肯定了义乌外贸市场的这种变革给中国乃至全球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只有诸如少数高管之间协商达成的、贸易额达上亿美元的波音飞机销售这些大宗交易才能刺激全球经济，来自新兴经济体的个体贸易商和小规模企业家对促进全球经济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不仅放宽签证限制，而且开始销售比欧美便宜很多的商品，有效地推动中东人到中国，使普通阿拉伯家庭能够买得起曾经昂贵的消费品。”
2011年5月6日，我国第10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全面启动，提出了建立新型贸易方式、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加强义乌市场建设等主要任务。义乌是公安部授权可直接办理外国人签证和居留许可的第一个县级市，海关办事处也已升格为义乌海关。正如对“赊账事件”的应对，传统的外贸模式中带有的通病，很多已经在义乌悄悄改进，这些改进很多都是民间自发、政府引导而成。庞大的“中国制造”或许可以通过义乌的方式转身，义乌的改革和转型，其意义也决不仅限于市场本身。
2012年8月10日《天津日报》刊发
记者：何玉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