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理辉看书研究西夏文。
龚理辉的西夏文书法作品。
龚理辉有很多关于西夏文研究的书籍。
西夏文，一种近千年之前产生的文字，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而变迁起落，在明朝之后黯然灭绝，成为一门死语言。而现代，伴随着西夏文献的出土和学术研究的展开，西夏文正在一丝丝褪去表面那层神秘光晕，展现出本来面目，成为解读西夏王朝乃至一段中国历史的钥匙。
义乌就有一位70多岁的农民，多年来苦研西夏文书法，想用书法艺术的形式留住西夏文字这项中国文化遗产。
家住义乌北苑街道沈村的龚理辉是一名西夏文的发烧友。走进他的书房，墙上挂满了西夏文书法作品。“我自幼喜爱书画，曾自费辗转万里求学，到西藏学藏文，到甘肃、陕西、宁夏学西夏文，多次上门向教授求教，尝试将西夏文融入书法中……”
龚理辉原本是帮人写对联的，在他决定学习西夏文的时候，已经60多岁，学习难度自然不小。不过，他不畏难，几乎每天都待在书房里勤学。他说，可能是因为感兴趣，所以学习的时候特别带劲。
龚理辉的书房里摆着很多有关西夏文的书籍，其中《西夏文教程》是龚理辉学习西夏文的启蒙书。他说，这是国内乃至国际唯一一本西夏文教程，可以了解西夏文目前最新的研究成果。正是因为看了这本书，他才深陷西夏文的研究中。
桌上摆着一排《西夏学》，都是关于西夏文最新的研究成果，主编杜建录是“长江学者”、西夏学研究的权威专家。这些书很多是他赠给龚理辉的，龚理辉像宝贝一样收藏着。
西夏学泰斗李范文编纂的《夏汉字典》是龚理辉的最爱，该字典共有150万字，采用科学简明的检索方法，从语音、语义、语法、字型等各个方面，对已知现存的6000个西夏字进行辨形、解义、注音和例句，可谓解读“天书”的利器。
龚理辉就靠着为数不多的书籍、材料，每天阅读、学习、研究西夏文。
西夏文字属表意体系，汉藏语系的羌语支，它的书写和汉字完全不同。这对于龚理辉来说，难度还是很大的。为此，龚理辉参加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高级班学习，在吴善璋等教授指导下，学习书法史、美学、章法等理论。2011年，他又到清华大学书画创作高级研修班学习，听张旭光等导师主讲书法。
2012年，龚理辉带着相机和毛笔，孤身前往西藏学习藏文。此外，他还到甘肃、陕西、宁夏学习西夏文字。“我看到西夏王陵的时候，觉得真是太神奇了，差点以为自己到了埃及。”
西夏文专家李范文认为，全部西夏文字共计5917字，实际上有意义的字共5857字。龚理辉说，西夏文字有它独特的语法结构。经过国内外学者长期的研究，对西夏语言的规律有了一些了解，这让他学习西夏文字相对轻松一点。现在，他已经用西夏文字写出了成语、心经、孙子兵法、句段、农谚语等各种版本的书法作品册。
龚理辉现在每天要练西夏文字，为此，他买宣纸都是一捆捆地批发，还好老伴和家人都很支持他。“现在我已经学会写20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字，越学就越觉得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西夏文的研究主要在宁夏一带比较多，而在浙江几乎没有，毕竟这些文字和文化离我们还是很遥远的。虽然小众，但龚理辉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我很想通过各种活动把西夏文推广出去，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西夏文。”他计划着要用西夏文结合义乌的文化，创作一些书法作品，让大伙也会对西夏文感兴趣。
【延伸阅读】
“天书”重现震惊学坛
一种语言是了解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乃至于一段历史的钥匙。西夏文研究是整个西夏学研究的基础和门径。它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着西夏学的未来和命运。
作为一门少数民族文字，西夏文有其显著特点。这种文字在创制时，模仿吸收了当时的汉字，在形体上和汉字非常相似，但是结构更为复杂，撇捺明显多于汉字。对这种文字，习惯汉字的人们都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但是细看又都不认识。清代学者张澍的一语道出了大家的共同感觉：“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
这种与汉字相类似的文字是党项族民族性格的体现，它既吸收先进民族的长处，又富有独创性。创制文字，反映了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与北宋分庭抗礼的要求和期望。
西夏文诞生之后，受到了李元昊的大力推广。他将其定为“国书”，并且成立蕃字院等机构，在西夏的国境之内，西夏文得以广泛的使用。西夏灭国之后，在元代和明代，西夏文仍然为党项族后裔使用。元代时，还刊印了西夏文的大藏经。在今天的北京居庸关等处，仍能找到西夏文的遗存痕迹。随着党项族在历史长河中融入汉、蒙古等民族，西夏文的使用越来越稀少，并且最终“人去文亡”，成为了一门死语言。
但是，在数百年后，这种令人无一字可识的文字，逐渐掀开了自己神秘的面纱。西夏文字的重见天日从1804年发现于武威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开始，而真正掀开其现代研究的篇章的，则是1909年科兹洛夫发现黑水城文献。黑水城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这部分文献目前被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陈寅恪说过，“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黑水城。此外，斯坦因与伯希和也分别从黑水城遗址和敦煌莫高窟盗掠走了珍贵的西夏文献，这些文献现保存于英国和法国。
陈寅恪先生曾说，“一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这句话被众多学者经常引用，西夏文学者更是对此深度信服，因为他们对此深有体会。有一种提法，将黑水城西夏文献和殷墟甲骨、居延汉简、敦煌吐鲁番文献并称为“20世纪初中国出土文献四大发现”。
在黑水城西夏文献中，有关于西夏语言的资料非常丰富且具有价值。史金波指出，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多种记录、描述、解释西夏语言的字典、辞书、语音表以及大量研究西夏语言的其他文献资料。如著名的西夏文-汉文双解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注释西夏文字形、音、义的韵书《文海宝韵》(简称《文海》)，西夏文字书《音同》，西夏文韵图和韵表《五音切韵》，同义词词典《义同》，还有用西夏文译汉字语音注释西夏文字义的字书《纂要》，用藏文注音的西夏文资料等。
黑水城文献造就了俄国学者捷足先登的地位。在这批文献的支持下，俄国出现了聂历山、克平、克恰诺夫等学者，以其研究成果曾经占据西夏文乃至于西夏学研究的领先地位，其中尤以索弗罗诺夫和克平两位学者在西夏文研究方面具有突出贡献。日本的西田龙雄和桥本万太郎等学者也在这门语言研究方面颇有建树；此外，台湾的龚煌城也有突出成就，他的拟音方案与西夏文语法结合得比较好而受到西夏文研究者的关注和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