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义乌北区的一个山村，相传很久以前的一天，夜深人静，突然，睡梦中的村人听见屋外人声鼎沸，战马嘶鸣。清早起来村民往视，但见青青的岩石上留下十余个深深的马足印迹。于是，这山村便叫做马踏石村。
1907年，朱鸿儒就出生在这个山村的一个佃农家里。全家四口人。父亲朱景福，是个老老实实的种田人，常年靠租种地主的几亩薄田来养活家小。母亲是个目不识丁的勤劳农家妇女，生下鸿儒姐弟两人。家中没有什么值钱的财产，只有祖上留下的几间破旧房子，每到青黄不接，往往靠借债度日。正因这种极端贫困的生活，使鸿儒从小就立下要为穷人出头而斗争的信念。父母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家里经济再困难，也要想法给儿子去读书，以求将来有出息。1914年，当时8岁的鸿儒进入私塾读书。他学习刻苦勤奋，也很爱劳动，每当放假或放学回家，就帮助父亲放牛割草。1920年他又转入五凤小学读书。由于资质聪慧，勤奋好学，鸿儒成绩名列前茅，得到老师和村中先辈们的称赞。
1923年朱鸿儒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严州省立第九师范学校(1923年8月9日九师并入九中)。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消息很快传到建德山城，九中师生热血沸腾，切齿痛恨。在我地下党的支持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省学生会的帮助下，迅速成立了九中学生自治会，朱鸿儒被选为学生自治会理事。在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立即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会上通过决议：立即罢课，声援上海的工人和学生运动；进行募捐，支援上海和各地的工人罢工斗争；组织宣传队，揭露“五卅惨案”真相，提倡国货，动员群众不买英、日货。会后，学生自治会还联络县城各界，在九中操场召开声讨大会，声讨英、日帝国主义残杀中国爱国民众的滔天罪行。并根据学生自治会的决议，除派代表前往杭州外，所有同学两三天内返回家乡，联络各地各校回乡的同学一起组织学生联合会，向当地工人、商人进行宣传和募捐工作。暑假朱鸿儒回到义乌家乡，同杭州、金华等地回来的学生季达才、赵平生等组织旅行宣传队，有计划地在稠城、佛堂、苏溪、廿三里、上溪、东河、前洪等大小城镇，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反对英、日帝国主义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由此也带动本地进步知识分子和各校高年级学生组织起来，深入到大小村庄进行宣传，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五卅惨案”的真相，播下了反帝革命斗争的种子。经过“五卅”运动锻炼的九中进步师生，追求革命真理的激情进一步高涨，他们对学校当局压制学生运动深表不满。有压迫就有反抗。1926年上半年，朱鸿儒又投入一场以中学部学生为主体的驱逐校长寿家骏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由于学校当局勾结反动政府镇压而告失败，但朱鸿儒经过几次斗争的锻炼，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心，于1926年11月被吸收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朱鸿儒等一批激进学生被学校当局开除，离毕业还差一个学期。
暑假后，朱鸿儒转学至东阳中学。此时中共东阳独立支部已经建立，支部书记吴兆莘隐蔽在东阳中学任教。当时我党主要以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开展活动，组织农民协会和我党的外围组织“齐社”等群众团体。朱鸿儒转入东阳中学以后，很快被吸收为“齐社”成员，经过“齐社”组织的活动与考验，于1927年下半年由卢嘉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初，朱鸿儒东阳中学毕业后，回到义乌家乡，同吴溶品、杨友应、杨可秋等党员取得联系，决定在农村做党的工作，积极发展党的组织。一方面为挣点工资维持生计，一方面以公开的职业为掩护做党的工作。他在苏溪职业中心学校任教期间，先后在义北马踏石、苏界等地，发展朱德仁等一批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党的支部。暑假，冯雪峰同志回到义乌，以义乌中学国文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经常与吴溶品、朱鸿儒、王樟有等人召开秘密会议，研究党的发展工作，筹建中共义乌县委。同年10月，全县(包括金东地区)已发展了98名党员，成立14个党的支部。此时，省委书记卓兰芳来义乌了解党的发展情况，经与吴溶品、朱鸿儒等几位同志多次研究，认为成立县委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即在上连树村方六月家召开党员骨干会议，民主选举产生首届中共义乌县委，朱鸿儒为县委书记。
在朱鸿儒的领导下，党组织继续发展，先后建立中共西区、西北区、北区等区委组织，加强了基层支部的建设。
1928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决定撤销中共浙西特委。朱鸿儒受省委的委派，到永康做党团分化工作，任永康团的负责人。
1929年夏，中共永康县委为了加强对红军武装吕思堂队伍的领导，派县委常委胡斗南、金丁亥、应明哲和团的负责人朱鸿儒到吕思堂部工作。目的是对吕部加强党的领导，使其真正成为在我党领导下的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吕思堂部是一支由手工业工人和少地或无地的赤贫农民自发组织的武装，在很长一段时间，县委没有直接去领导队伍，更没有在队伍里建立党的领导核心，军事素质较差)。党的力量进去后，密切做好吕思堂的政治思想工作。朱鸿儒曾给吕部刻了一个“红军第X支队政治部印”，用此印盖过许多红军布告。从此，吕部成为我党进行革命斗争的一支重要武装。
同年8月，东阳县委负责人王立柯外撤，中央巡视员卓兰芳派朱鸿儒为中共东阳县委负责人。期间，他积极发动群众，领导东阳县人民进行年关赖馈斗争和反高利贷剥削的群众运动，在东阳全县城乡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引起反动当局的极大不安，遂遭敌人的通缉追捕。朱鸿儒被迫于1930年初外撤至杭州，通过朋友介绍，在杭州以农工子弟小学执教为掩护，继续做一些党的工作。
同年冬，他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浙江陆军监狱。在关押期间，屡遭酷刑折磨，朱鸿儒从不向敌人低头。敌人多次利诱威胁、软硬兼施，均遭朱鸿儒的严词叱骂。敌人无奈，只得命叛徒姚鹤庭当场作证。朱鸿儒此时知道真相已经暴露，再难以隐瞒，即从容对敌，视死如归。他箭步冲向案桌，抓起石砚，猛击叛徒，吓得敌人慌忙把他押回监狱。这种英勇壮烈的斗争场面，许多革命老前辈至今记忆犹新。
1931年6月18日，敌人下毒手了。临刑前，刽子手问朱鸿儒有无留言?朱鸿儒说：“我为革命死而无憾!通知我父母，传言请双亲保重身体，勿以儿为念!”言毕，朱鸿儒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刑场，慷慨就义，年仅25岁。
(摘自《血色丰碑》作者傅樟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