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义乌早期农民运动的领袖、县委书记吴溶品同志在县文化馆前广场英勇牺牲，为毕生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01年吴溶品出生在义乌市前洪乡前洪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兄妹五个，吴溶品为老大。一家人全靠父亲挑货赚点脚钱过日子。吴溶品幼年时曾在本村蒙馆就读一年半，后因与同学游戏时被竹箭射伤了一只眼睛而休学，随父亲在田间劳动，帮母亲料理家务。
吴溶品虽已长大成人，成为村里一名种田好手，而且人们夸他有出息，但他求学心切，不甘心当文盲。他盼望着一个上学机会的到来。这时，前洪村来了一位姓骆的老师，办起了农民夜校。这位老师思想比较进步，还订有一份《申报》，传播进步思想。吴溶品白天在田间劳动，晚上就到夜校去学习，有时就住在夜校里。在夜校学习文化知识，参加听讲《申报》活动。夜校的启蒙教育，使他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认识到鬼神是不存在的，它是剥削阶级用以欺骗和愚弄劳动人民的精神鸦片，为的是使广大劳动人民将贫穷与受压迫归咎于自己的命运，是命中注定的。同时也认识到了农民为什么这样苦，根本的原因是万恶的旧制度，是地主豪绅的压榨和剥削。因此，为了大家有饭吃、有衣穿，为了人人能上学读书，必须起来造反，打倒封建统治阶级，改变旧的剥削制度。这为吴溶品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年轻的吴溶品处处关心穷人，和穷人站在一起，敢于同旧势力进行斗争。有一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村里穷人有的一连几天都没有揭过锅盖，大人、小孩凄惨地在死亡线上挣扎，然而村里祠堂里的头目却不管穷人的死活，不肯借租谷。这时他跑到祠堂头目家里，要求把“积谷”提前借给穷人，遭到指责和拒绝。吴溶品愤怒了，拿起石头把锁砸掉，打开谷库，叫穷人别怕，这是大家的谷来畚去吃，一切后果由他承担。就这样，救下了几百条生命。逢年过节，吴溶品总是跑到穷人家里走走看看，问问他们今年又亏了多少，过年的米有没有……对于穷乡亲们来说，吴溶品的出现就是对他们的一种鼓舞和安慰。
1926年12月，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民党义乌县党部成立。我党利用国民党县党部这块牌子，进行各种活动和革命斗争，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浪潮，并在前洪、柳村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吴溶品就是前洪农民协会会长。他发动农民进行抗租抗债，使革命向深度和广度发展。1927年4月11日，义乌国民党右派雇佣一批流氓打手冲击县党部和县政府，使革命政权落入反动派之手。为了显示革命力量，表明共产党员并没有被蒋介石的叛变和血腥屠杀所吓倒，党组织决定组织一次反击，以便把反动气焰压下去。5月底，党组织发动前洪、畈田朱、东河三路农民大军，上千农民高呼拥护革命、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冲进县府大门，很快占领县党部和县政府，反击取得成功。吴溶品率领的前洪青壮年农民，是这次反击行动的主力。反击成功后，群情激奋，一片欢腾，浩浩荡荡上街举行游行示威，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义乌现代革命史上都是空前的。
同年10月，省委派中共党员方城顺回义乌原籍从事党的发展工作。原县党部委员、共产党员方元永向他介绍了吴溶品的情况。于是方城顺即去前洪找到吴溶品，两人从当时的形势谈到革命的前途、苏联的榜样。他启发吴溶品：农民要解放，一定要组织起来，不但要组织农会，还要有自己的政党，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并将党的性质、奋斗目标和现时的斗争纲领，都向吴溶品作了详细的介绍。吴溶品听得很认真，心情十分激动，当即表示愿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主动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方城顺认为吴溶品在“四·一二”前后，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已经具备共产党员的条件，于是与方元永一起介绍吴溶品入党。这是义乌党组织在农民中发展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吴溶品入党以后，革命热情更高，积极投身于革命活动。为了壮大革命队伍，扩大革命影响，注重办好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积极培养吸收一批青年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入党。11月，在前洪村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吴溶品任支部书记。
1928年，义乌党组织迅速发展，到10月间，全县(包括金东地区)已建立起14个支部。这时省委书记卓兰芳来到义乌，经过与朱鸿儒、吴溶品等研究与准备，在上连树村方六月家里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会议由吴溶品主持，经过民主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义乌县委，朱鸿儒为书记，吴溶品等为委员。12月，朱鸿儒受浙西特委派遣，调永康工作，吴溶品接任县委书记。
1929年7月，中共中央巡视员卓兰芳指示义乌县委，为了保卫江西革命根据地，必须不失时机地发动当地群众，进行阻滞国民党杭江铁路(即浙赣铁路)建筑进度的斗争。为此吴溶品主持召开县委会议，专门进行研究和部署。会后，吴溶品亲自草拟了阻挠筑路斗争的传单，提出农民群众的要求，要求反动当局立即停止毁坏即将成熟的粮食作物。同时县委派人组织湾头下、中山背、上西陶等村农民开展现场斗争。斗争持续了三天，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相对地阻滞了当局的筑路进程。
7月下旬，县委在岩南乡大头殿由吴溶品主持召开近200人参加的党员大会，动员全体党员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大规模的减租斗争，并要求各级党组织重视在秋收中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的队伍，壮大党的力量。为了掀起减租运动的高潮，县委专门拟制了传单，分区在全县张贴。因此这一年秋后，凡有党组织和农会的地方，普遍实行了减租。由于减租斗争取得胜利，农会会员和贫苦农民都受到很大鼓舞，说共产党就是有力量，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农民才有出路。前洪有个叫文昌会的封建组织，拥有大量的租田，为地主吴子棋等霸占收租，听说要减租，就把这些田产以变卖的名义分散给各富户收租，其中吴溶品的叔叔吴淇讴也分得一部分，农会要减租，他坚决不同意，说一粒也不能少，责问农会会员：这减租是谁规定的?农民们说：这是共产党规定的，是你家溶品规定的。吴淇讴仗着自己是叔父，竟找吴溶品责问。吴溶品坚定地站在农民群众一边，向吴淇讴进行说理斗争，坚决支持农民把叔父的租减下来。
1930年7月下旬，领导建德暴动失败后来到义乌的卓兰芳，亲自主持召开全县党员活动分子大会，要义乌县委立即组织暴动，并把党的各级组织改为武装暴动行动委员会。在县委会上，吴溶品分析了客观形势，认为我们的力量不足、条件不具备，不同意立即组织暴动，并说：“暴动搞起来，也没有完全胜利的把握，建德暴动失败就是前车之鉴”。为此县委会上展开了辩论，最后会议决定组织暴动，吴溶品则保留自己的意见。会后吴溶品被派到金东的塔江山、大路沈一带做党的基层工作，吴溶品毫无怨言地服从组织决定，到金东埋头做党的工作，以他自己革命的坚定性，勤劳朴实、平易近人的模范行为，与当地群众亲密相处，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党员和群众。后来由于叛徒出卖和破坏，使义乌的暴动计划流产，这也正说明吴溶品在县委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义乌暴动计划的流产，使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反动派加紧捕人。吴溶品是义乌赫赫有名的共产党首领，国民党县政府早已悬赏大洋三百元明令通缉。当时有的同志劝吴溶品暂时离开这个地区到外面去躲一躲，但他却以“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而婉言谢绝，继续坚持党的工作。
为了挽回由于暴动计划流产，党组织遭受破坏这一危局，县委认为，当务之急，必须马上把县委和各级党的组织机构恢复回去。1930年10月初，杨兴海在畈田朱找到吴溶品，说明来由，两人一起回到义乌，约定当晚在里十三都岭脚村召开县委会。路经东河时，正值东河在演戏，转到戏台前，吴溶品当即被东河反动民团(“保卫局”)头子何子联的手下团丁抓住，杨兴海逃脱赶回报信。党组织当即决定在吴溶品被解送县城时拦劫营救，当夜就派人守候在横塘东面山坡上。出于意料之外，何子联把吴溶品先押到上溪警察所，尔后由上溪押送至县城。由于敌人改道而行，中途营救计划未能实现。
吴溶品被捕入狱后，反动政府满以为这次可以全部破获义乌、东阳、浦江等县的地下党组织，把希望寄托在吴溶品身上，特地派来有经验的审判官。
“你是吴溶品吗?是共产党员吗?你们一起有多少共产党员?”
“既然你们知道还有什么好问的?共产党员要说有多少，除了你们这批蚍蜉之外，到处都有共产党员。”吴溶品简单、明白、响亮地回答着。
“哼!不讲?给你点好滋味尝尝!”
打手们抬来老虎凳，给吴溶品用刑，砖块垫到三块、四块。吴溶品强忍剧痛，对刽子手们说：“野兽!这点东西算什么?只能搞痛我的筋骨，绝改变不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意志!”吴溶品以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漠视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
尽管敌人威逼利诱，软硬兼施，吴溶品始终坚贞不屈，保持共产党员的崇高革命气节。
审讯没有结果，反动派原想把他押解到省城，又怕路上不安全，且当地的一批地主豪绅连连告状，反对“纵虎归山”。国民党县政府发电报请示省府，批准“就地处决”。
1930年10月14日，阴沉沉的天笼罩着整个义乌县城。军警押解下的吴溶品神色坦然地走向湖清门县文化馆前广场，沿途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工农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罪恶的枪声响了，吴溶品倒在血泊中，时年仅30岁。
吴溶品同志倒下了，但他那“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的精神激励着后人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前进!
(摘自《血色丰碑》作者吴联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