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磊正在接受采访团的访问
中国义乌网7月18日讯（义乌商报记者 张静恬 应悦）从国福路51号望道旧居寻访而出，“信仰的味道”义乌商报全媒体新闻采风团一行便即刻前往望道先生的第一位研究生———陈光磊教授的家。才到楼下，已见陈教授在楼下相迎，仿佛如同自家长辈，可亲可敬。
走进陈教授的家中，最显眼的摆设便是静立在墙壁一侧的五门书柜，透明的玻璃柜门里满满摆放着各式书籍，其中《陈望道全集》和研究陈望道的相关论著尤为注目，这既是他对恩师的忆念也是恩师学术研究的传承。
1957年，陈光磊作为中文系新生入学复旦；1962年考上了望道先生的研究生，师从先生攻读文法修辞学科；1973年被先生调回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协助先生恢复研究工作；1975年，先生因病入住华东医院，他与先生家人一同在医院陪护，直至1977年10月，侍奉先生走完生命的最后岁月。在十几年的光阴岁月里，望道先生之于陈光磊亦师亦友亦如父。
初见
“当年先生67岁，他身穿灰白色的中山装，中等身材，体态端庄，皮肤黝黑，颧骨高且嘴角分明，透露出朴实坚毅的精气神。”这是1957年陈光磊初见望道先生时的第一印象。那年复旦大学迎新会上，校长望道先生在台上致辞，作为大一新生陈光磊和中文系的同学们端坐在前排，听得入耳、看得真切。“望道先生讲话比较舒缓还带着浓浓的义乌乡音，给我们一种亲切之感。”陈光磊回忆道。
不久，望道先生专门为中文系学生作学术报告《怎样研究文法修辞》。这次讲座是陈光磊进入复旦上的第一堂学术课，让他更加近距离见到了先生，听到了望道先生谈怎样读书、怎样做学问等许多道理。先生说，读书要读代表性著作，读书方法有两种，可以快读略读，看清系统，也可以慢读细读，了解内容，两种方法都要学会。先生还说，要从继承性研究走向创造性研究，要从前人到达点出发，不能从前人起跑点出发。先生印发了资料，用具体生动的实例来说明罗列事实不是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必须运用辩证逻辑形式逻辑概括出规律来，先生还特别提出学术研究要用“古今中外法”。尽管已时隔数十年，但谈及望道先生这次精彩的讲座，陈教授还是记忆犹新。
考研
陈光磊本科的毕业论文是在胡裕树老师指导下，学习运用望道先生的功能理论探讨汉语词类中的“兼类”问题。论文完成后，胡裕树老师对他鼓励有加，希望他能争取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于是，他就报考了老校长陈望道教授文法修辞学科的研究生。
可是，报考过后冷静一想，陈光磊却有了一丝顾虑和担忧。原来，望道先生和吴文祺、邓明以两位先生在《文汇报》发表了《“文法”“语法”名义的演变和我们对文法学科定名的建议》的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争鸣。那时还在读大三的陈光磊也投稿《文汇报》参加讨论，他所持的看法是:先生们对于“文法”“语法”学科术语演变的考察很有学术价值，但学科定名还是以当前约定俗成倾向最大的“语法”为宜；自然也就对先生主张用“文法”定名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稿子署的是笔名，但写有单位、身份和真实姓名。《文汇报》把稿子转给了先生，未予刊登，而在讨论综述中作了一段概括。
其间，在一次上海语文学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会上，有一位同学发言，所说的观点与他所写的基本相同。先生以为这位同学就是陈光磊，就以此名字指称。“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先生记得我的名字，会不会因为这件事认为我对他不敬而另有看法呢?”陈光磊把自己的顾虑透露给胡裕树老师，老师就对他说:“望老对人不是这样的，尤其对青年学生望老是很爱护的。”
后来事实证明胡裕树老师说的是对的。陈光磊如期收到了通知，他被录取为望道先生文法修辞学科的研究生，也是望道先生所收的第一位研究生。回忆起当时的心情，陈光磊坦言心情激动得难以言表，他体味着胡裕树老师所说的“对青年学生望老是很爱护的”，对望道先生充满着敬仰和感激。
陈光磊家中满满摆放着各式书籍，内容大都有关老师陈望道与文法修辞，装载着他对恩师的回忆以及学术研究的传承。
读研 研究生入学后，望道先生对陈光磊不是一章一节的上课而是布置读书作业，并要求写读书报告，或谈读书心得。“望道先生很重视理论学习，要我去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专题课，他一般都坐在客厅里，听我的学习汇报。同我讲话时，开始是坐着的，说着说着先生就会站起来，并且会边说边踱步，我自然也就马上跟着站起来，他总是用手做一个按捺我的姿势，叫我坐着。” 望道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对学生的要求很是严谨。陈光磊回忆道，记得有一次为了一篇读书报告，望道先生专门找他谈话。当时几位研究生正在读普通语言学课程，在读了俄文版的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后，陈光磊写了一篇读书报告，在当时把西方的学术都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批判成风的社会语境下，将索绪尔把语言定义为符号体系谈成是一种资产阶级观点。“这个观点现在看来十分可笑，而且荒唐，不过当时就那么写了。” 望道先生看后把他叫去，手里拿着这份读书报告，开门见山便提了个问题:“语言不是符号体系，又是什么?为什么说语言是符号体系就是资产阶级观点?”从未看到望道先生如此严肃的陈光磊，心里不免有点发怵。 “我就说这是按照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观点来看的。先生说，讲语言是符号体系同讲语言是交际工具并不是对立的；语言作为工具，它的特性就是一种标记(先生称‘符号’为‘标记’)。先生又说，学术上不同意见尽可互相讨论，互相批评，但不要动不动就搞批判、乱套帽子。他还谆谆教导我，写理论文章也要多从语言材料、语言事实作思考，做学问始终要注意观点和材料相结合。”望道先生的教言，点亮了陈光磊在学术研究上的指路灯。 大爱 陈光磊教授说，望道先生具有大爱之心，他真善美的人格魅力既是复旦文化精神的一种象征，也是矗立于复旦校园内的一座精神丰碑。“先生爱复旦的师生员工，师生员工也爱先生。” “举一个例子，就是在‘文革’当中，冬天的时候有工友到望老家里去装火炉，当时已经没有人管这个事情了，是工友自己来管这个事情的。问他们为什么要装呢?他们说:‘老校长冬天会冷的。’”陈光磊说这就是望道先生的人格魅力，在先生逝世后，去为他送行的时候天很冷，而站在队伍前面的好几个，都是拄着拐杖的复旦老工友。 1952年全国高校进行院系调整，当时复旦整合了包括自身在内的十余所大学，多了一些复杂的人事关系，如何团结来自各方面的人才，让这艘大船顺利航行，苏步青曾说过:“靠的就是陈望道校长的人格力量。”望道先生晚年生病住院时，当时中文系的蒋天枢先生曾来看望他，两位长者手握着手在病榻前亲切交谈。在送行的路上，蒋天枢先生对陈光磊说:“陈先生做系主任、做院长的时候，都是为我们下面的人讲话的，他肯为下面的人说话，所以下面的人也都拥护他。”陈光磊说，也正因如此，使他明白了这位以耿直出名的蒋天枢老师之所以会与先生亲切相交的原因。 当被问及望道先生是否曾与他谈及以前的革命经历时，陈光磊说，望道先生不太会谈及他以前的光荣经历，偶然提到也是寥寥数语。在这方面，他自己的文字记录也很少。“望道先生一般不留信件，也不记日记，他仅有的一本日记，也是专门拿来记录何时交党费的。” 有一年，上海有关方面向宋庆龄和望道先生分别约稿，写关于鲁迅先生的回忆文章。“望道先生不肯写，他认为，鲁迅很伟大，他们的确是朋友，年份这么长了，很多事情记不住了，写不准确对鲁迅先生也不好。”陈光磊说，因为望道先生在年轻时候就说过，个人不想在历史上占个什么位置。后来他就跟望道先生说:“望老，这不是为您个人，这是为后人留一些历史资料。”在这样的再三劝说下，望道先生才同意撰稿。 传承 访谈的最后，陈光磊教授谈起了他对望道精神的认知:“勇于担当、敢于创新、勤于学问、诚于教育。”这十六个字的概括，堪为精当。 怀着富国强邦的初心，跋涉在动荡多变的二十世纪，为着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去探求一些新的途径，这是望道先生勇于担当精神的践行。兴办村学，开发民智；出国留学，探寻真理；翻译《宣言》，点燃火种；一师风潮，革故鼎新……“从教育救国到科技救国再到革命救国，这便是望道先生的思想历程。”陈光磊说道。 为着社会进步的需要，在文化学术上联合中外、贯通古今，别开生面、推陈出新，这是望道先生敢于创新精神的践行。《作文法讲义》奠基白话文写作；《修辞学发凡》引领修辞学研究新里程；《因明学概略》精要考辨了因明与逻辑、论辩之关系……“望道先生的每一本书都是因为社会的需要而产生，遵循着‘古今中外法、学术中国化’的研究理念始终站在学术前沿。” 秉着博学笃志的信念，学海泛舟、善学多思，这是望道先生勤于学问精神的践行。在公务繁忙之中，他从未间断过对学术的思考。《美学概论》写作于繁忙的课业间隙，《修辞学发凡》的不断重版修订，《文法简论》这部汉语功能语法的代表著作完成于医院病榻之上……“我十分敬佩望道先生，他是学术的多面手，翻译的一百几十万国外论著，内容涉及美学、文化学、文艺学、伦理学、经济学等，这些都是得有了透彻的研究才能下笔作译的。” 有着真善美的人格魅力，立足于学校教育，情系师生员工，这是望道先生诚于教育精神的践行。薪尽火传承伟业，继往开来促发展，望道先生和复旦几任校长的师者风骨，一齐构成了复旦文化精神的象征与不朽丰碑。“老校长李登辉曾提出六个字的复旦精神:服务、牺牲、团结，望道先生在办教育、做学问中都生动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精神。” 百年树人，心怀复旦。望老自1920年9月到复旦大学任教后，便在这里度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可以说复旦的每一片教育园地上都留下了他辛勤耕耘的身影。而当年望老留给复旦师生的独特人格魅力也正在融入复旦大学当今的校风、学风建设之中，缅怀、继承、传扬，继而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