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义乌网7月8日讯（义乌商报记者 张静恬 应悦）1920年8月，上海辣斐德路成裕里12号的又新印刷厂，正在悄悄印刷一本小册子。小册子32开大小，共58页，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封面上部的横排有4行自右向左读的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
恰在这一年，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的中国显现出新的生机，这艘沉睡已久的“东方巨轮”处在了社会发展航道改向的十字路口。先进的国人为了救亡图存不断向西方寻求真理，而在众多的外来文化中，马克思主义开始在这片激变前的大地播下火种。
陈望道和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使得马克思主义有了有力的传播载体，并直接影响了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率先按下了《共产党宣言》与百年中国命运紧密联系的按钮。
革命抗争的日子里，陈译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毛泽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部书籍之一；是周恩来在抗战时期时常带在身边的书籍；是刘少奇参加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干部学校，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启蒙老师”……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也都读着《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进而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百年沧桑，陈望道与中共领导人的情谊因《共产党宣言》而起，于革命抗争中的点滴而深，遂信仰的燃烧愈演愈烈，从未终止。
毛泽东
“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1961年，上海各界“五一”劳动节联欢晚会，毛泽东会见陈望道、周谷城。
1920年夏天，青年毛泽东从湖南来到上海，他到陈独秀住处拜访时，正好看到了正在校对的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
1936年7月，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东对来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另外两本是考茨基写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毛泽东进而又说:“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曾在采访中介绍，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都曾经受到过《共产党宣言》的影响，或者说《共产党宣言》是他们的引路人。毛泽东曾讲过，“我不止看过一百遍”，“我有什么问题就到《共产党宣言》当中去找答案”。
据记载，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望道是毛泽东点名要找的人之一。7月，陈毅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负责主持校务工作，配合军管会实现对旧复旦的接管。1952年10月，毛泽东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此后，陈望道与毛泽东有了更多的接触。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陈望道得知上海市高教局以苏联只有党校才能办新闻系为由要停办复旦新闻系后，两次专程上北京，先找到教育部，后又去找周恩来总理。总理请示毛泽东主席后，毛泽东说:“既然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系才得以保留下来，成了全国新闻院系中历史最悠久、惟一薪火不断的一个院系。
复旦的校名“复旦大学”四字，开始采用的是毛泽东写给周谷城信封上的字迹。陈望道认为还是请毛泽东亲自为复旦大学题写校名为好。为此，他在北京开会时专门找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请他托人让毛泽东亲自为复旦题写校名。现在所用“复旦大学”四字即为后来毛泽东秘书转来的、毛泽东亲自为复旦大学题写的校名。
在邓明以所著的《陈望道传》中描述过这样一个片段:1956年1月，毛泽东到上海见到陈望道，说他最近看过《修辞学发凡》一书，“写得很好，不过许多例子旧了些。”问陈望道是否继续在研究，又说:“现在有人写文章，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毛泽东的鼓励与关怀，更使陈望道信心百倍地投身语文科学事业中去。
据陈望道之子陈振新回忆，毛泽东非常清楚1923年时陈望道要求离开的缘由，也很了解他离开后这几十年为党所做的一切，所以毛泽东指示:“陈望道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不用写报告，也不用写自传。”陈望道于1957年6月直接由中央批准回到党内。
1961年“五一”节，毛泽东到上海与上海各界人士共度佳节。在锦江饭店，陈望道、周谷城与毛泽东三人围坐在一张小桌旁，柯庆施、曹荻秋在旁作陪。老朋友相见，无拘无束，闲谈自由。
周恩来
“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邓颖超致陈望道信笺
1936年，周恩来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曾回忆说，在赴法国之前，他便读过《共产党宣言》，在思想上信念上都深受触动。
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时期，身兼党政军要职的周恩来，在运筹帷幄之余，总是挤出时间来研读《共产党宣言》等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后来不论在什么地方也总是抓紧时间，不知疲倦地学习《共产党宣言》等理论著述，从中汲取营养力量。
在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专门把《共产党宣言》等5本书指定为“干部必读书”。他更是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潜心对照“取经”。
追溯陈望道与周恩来的交往，可以说始于1940年的重庆。在上世纪30年代那个民族危亡之秋，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称为“陪都”，国内的文化界和新闻界有识之士都聚集于此。在今天“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三楼的“抗战岁月厅”里，我们可以看到一幅三米多长的签名长卷，卷首写着“政治部招待陪都文化界新闻界晚会来宾题名，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夜于纯阳洞电影制片厂”。纵览长卷签名，我们可见周恩来、陈望道等一长串社会各界名流的笔迹，人数有320人之多。抗战胜利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1945年8月毛泽东又在重庆会见了陈望道、张志让、周谷城等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代表们的面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当时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周恩来在法国投身革命时就已读过流传到国外的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一书。因为这一点，所以1954年当陈望道再次去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时，周恩来又问了陈望道:“当时《共产党宣言》主要是根据什么版本来翻译的?”陈望道回答说主要根据英文同时参照日文，于时两人用英文就翻译中的一些问题交流了看法。
1972年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周恩来总理专程来上海迎接尼克松总统。在机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人群中，周总理看到了年逾82岁的陈望道，他一面跟陈望道说:
“你这么大年纪了，在市里迎接就可以了”，一面叫来市政府外事处的同志，叫他们以后再不要这样安排了。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始终关注着《共产党宣言》首译本的寻找。1975年1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身患癌症的他还关切地询问陈望道是否找到了首译本。陈望道遗憾地摇了摇头。周恩来为此十分抱憾地说:“这是马列老祖宗在我们中国的第一本经典著作，找不到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病啊!”并且深情地说:“当年长征的时候我就把《共产党宣言》当作‘贴身伙伴’，如果能找到第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我真想再看一遍。”
1975年3月陈望道赴京参加四届人大常委会议，听说总理因住院不能前来，即找到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同志表示慰问。回沪后，又寄了一本1975年版陈望道著《修辞学发凡》给总理。邓颖超同志回函致谢并予关怀。
1976年1月，总理因病逝世。噩耗传来，陈望道不胜悲痛，当即叫秘书发出唁电。一年后，为纪念周恩来总理，又撰写了《深切的怀念》一文。
刘少奇
“我是看了《共产党宣言》后，最后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曾经开办过一所特殊的学校，学生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教材之一就是中译本《共产党宣言》，而讲授者就是陈望道。
上海淮海中路的这片石库门房子被称为新“渔阳里”。567弄1-6号，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90多年前，有许多青年在整个弄堂里穿梭来往，这里曾经开办了一所特殊的学校，外国语学社。两层的石库门房子，楼下是教室，楼上是办公室兼宿舍，有时床铺不够了就睡在地板上，每人每月的生活费只有五元六角，学员经常要省下吃饭的钱用来买书。然而，青年们还是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少时二三十人，多时五六十人。他们当中，就有22岁的刘少奇，16岁的任弼时，18岁的罗亦农，17岁的萧劲光。学校不仅教外语，还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学院的教材之一就是刚刚出版的中译本《共产党宣言》。课程的讲授者就是陈望道。
1920年刘少奇从湖南来到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学习后，陈望道是他的文化课老师。他不但听过陈望道讲解《共产党宣言》，并帮忙做过一些当时陈望道任编辑的《劳动界》杂志的收发、缮写工作。
后来，刘少奇回忆这段学习的经历时说:“我是看了《共产党宣言》后，最后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当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也因为这一层师生关系，1949年9月陈望道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时，刘少奇见到陈望道时第一句话就说:“我曾经听过你的课，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当时，旁边刚好有一位记者在现场。事后，记者向陈望道求证是否真有此事，陈望道只说了“没有听到”。陈振新回忆说:“望老告诉我们，如果他说‘是’，记者会马上在报纸上登出来，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而刘少奇同志是国家领导人，这样不好。”
其他领导人
“通过读《共产党宣言》，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
在陈望道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家领导人、著名学者和复旦同仁挥毫怀念陈望道。
据史料记载，《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首次正式出版后，便立即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初版印刷的千余本，很快便销售一空，几个月里，《共产党宣言》重印了十几次。陈望道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在社会影响力、对青年人的感召力、对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文物史料价值等方面，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因为如此，不仅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常把陈译版《共产党宣言》挂嘴边，朱德、恽代英、刘志丹、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贺龙、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也对《共产党宣言》一辈子铭心镂骨。
1922年11月，由法国辗转到德国的朱德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看到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正是当时周恩来送给他的这本书，构筑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此，朱德曾回忆:正是在柏林支部，研究和讨论了已经译成中文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的入门书，“从此开始走上了新的革命旅程”。
恽代英、刘志丹、董必武、邓子恢、彭德怀、贺龙等，也都是通过读《共产党宣言》走上革命道路的。彭德怀讲得很具有代表性:“以前我只是对社会不满，很少看到有进行根本改革的希望。在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不再悲观，开始怀着社会是可以改造的新信念而工作。”
1949年5月，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直捣国民党南京“总统府”，在“总统府”图书室，邓小平与陈毅纵论旅欧经历时，都说是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启蒙书的缘故，才走上革命道路。1992年，邓小平又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
《共产党宣言》的系统传播自望道先生从义乌始，1920年，《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在义乌西北部的小山村———分水塘村诞生，构筑起了爱国志士对中国命运思考的一个切口。这本小小的册子不仅浓缩了一部伟大、卓越的中国传奇，也记录了每一个共产党人永不停歇追求真理的执着脚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