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义乌“老书记”谢高华改革侧记之二

　　开放小商品市场

　　有人说，谢高华到义乌任职时，小商品市场已经在廿三里、稠城等地自发形成，不存在开放市场之说。因为，对当时义乌最初的“地摊”式小市场有过讨论和对策，而且有县政府的“会议记录”在案，“不应该全是谢高华的功劳”。

　　可事实上，当时关于义乌市场最初的认识和开放，社会上争议较大，政府部门内部意见不太一致，如何看待农民经商问题关系到自身政治前途命运的不同而已。

　　让我们聚焦“三次县长办公会议”“一次县委常委会议”，去解答无数人关注困惑的问题。

　　1982年3月9日、3月26日，不足20天的时间里，就召开两次“县长会议”专门研究同一问题，证明当时自发的百姓摆地摊行为已引起县领导们的高度重视。从会议记录看出，以时任县长范华福和常务副县长吴璀桃为首的县领导们，对开放“地摊市场”是持正面态度的，而且是非常严肃认真地在思考到底如何在当时的形势环境下，有序地引导百姓“经商”，允许一部分有“证”的商贩继续合法经商，对无证者采取“取缔”措施。

　　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和宽松的办法，其实是冒着极大风险的。而谢高华在6月23日召开的县委常委会议上，则旗帜鲜明地公开支持这个“地摊市场”的开放。

　　“义乌的市场是个很好的市场，很有发展前途。义乌做生意比衢县强，我很感兴趣。那些不正当的东西，要慢慢扭，有个引导问题，从我们义乌的实际出发。我考虑商业、农业都可以搞。从把我们义乌搞富的大局出发去搞。怎么富?光搞粮食不够……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优势，商业是个很好的优势，对工农业影响很大，积极支农，很好”。

　　“市场管理问题，我的看法是一大优势，要想办法发挥。也有搞投机倒把，允许他什么?反对他什么?要搞清楚，不能把搞活的经济搞得死死的。中央的政策是搞活经济，长期不变。前几天在义东，我听到这个东西，我就宣传这个观点。义东农业并不错，既搞好农业，又搞好商业。我看这个市场就很好。要解放思想，我看这个就是优势。要搞好登记、税收。那些违法的，要打击，慢慢可以搞好……大陈以前没有搞这个东西，现在开始走新路，搞加工业”。

　　“义乌财贸，大有前途”!

　　以上这一番话，证明谢高华在义乌市场开放初始与众不同而又特别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态度，把小商品市场合法化，可谓一针见血、痛快淋漓。这在当时还是有一定政治风险的，需要领导的魄力和胆略，需要他们的远见和目光，而且要深入实际、了解民意，以“实践”的检验结果作为标准。只有心中有了“实践标准”，有了群众基础，才能理直气壮地推行新做法，采取新措施，迈出新步伐。

　　谢高华对于当时的市场生态，体会颇深。他说，“在当时还没有明确关于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具体规定出台的情况下，县委县政府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义乌的实际出发，敢于承担风险，允许个体经济，开放小商品市场，这不是哪位领导者的功劳，而是义乌人民从祖先那儿继承的血脉里就有一股敢为天下先、敢说实话办实事的精神所致”!

　　“四个允许”的争议

　　“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开放市场、允许多渠道开展竞争”。这不仅激活了义乌人经商的传统，也直接触动了国营企业的利益，有力地促进了义乌市场的发展。

　　可是，有人说，谢高华根本没有提出过“四个允许”，以至于常常在不同场合为此争论不休。

　　谢高华究竟有没有说过“四个允许”?根据有关文件发展脉络分析，确是有据可循的。

　　1982年7月11日，谢高华在区、镇书记会议上，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大讨论，提出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农民要富裕就是要经商，脱离土地，政府里谁红眼，不支持，不行。

　　1982年11月25日至26日，义乌县委召开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谢高华在大会上说，义乌这块地方是发展农业的宝地，也是发展工业的宝地，更是发展商业的宝地。面对专业户、重点户“怕挨批斗、怕露富、怕政策变”的“三怕”心理，高调鼓励“要引导农民进城经商，不是违法的商品不能没收，政府要支持老百姓致富。要富起来，光搞农不行，还要搞工，搞商”，首次明确提出“四允许”:“一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包括干部、教师、职工家属)在生产队同意下将承包的口粮田、责任田自愿转包给劳力强的户；二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生产需要的时候经过批准雇请三至五个学徒或帮手；三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按合同交足集体以后，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继续卖给国家，也可以向市场出售；四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以后，把自己的产品长途运销(除粮食及制品外)”。

　　1982年12月4日，义乌县委172号文件下发《关于大力支持专业户、重点户的几点意见》，重申“四个允许”，文字上稍有改动:对当前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专业户、重点户作了充分的肯定。

　　1983年1月14日，义乌县政府下发义政(1983)6号《关于对农村专业户和各种经济联合体工商登记发证和银行开户的通知》，对“四个允许”作进一步补充:对外出以糖换鸡毛，经营小百货的个体户，准予登记发证；对集资联营的工商业户，城乡个体商业户，应予以发证；农民个人或合伙进行长途贩运，有利于农副产品销售，应允许其经营；农业专业户、手工业和家庭副业户，需要向外地推销产品或采购原料的，工商部门应开具购销证明；过去设立的(对个体运销)封锁的关卡一律撤销。

　　1983年3月3日，谢高华在全县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国营商业、供销社、其他合作商业、购销专业户、社队企业经销公司、工厂计划外自销、贸易公司、集贸市场、农民进城开店、自产自销等十大流通渠道”。这是对“四个允许”的延伸和完善。

　　1985年1月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此时，谢高华已调离义乌。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赵仲光在会议上总结义乌农村发展经验时提到，义乌早在1982年就实行了“四个允许”，并提出和完善了政治上鼓励、资金上照顾、技术上指导、税收上优惠、法律上保护等五项扶持政策。

　　谢高华提出的“四个允许”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以农民致富为目的，且直指改革的核心问题———市场经济。可以说，要解开头脑里的枷锁，不是一件容易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动动嘴皮子容易，其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关掉红灯开绿灯

　　邓小平曾说过:“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子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当时义乌市场开放时，“卡脖子“现象比较严重，谢高华不免深感忧虑。他在一次会上颇为感慨地说:“现在义乌是危机四伏，许多垂直部门层层卡，办事难，条条块块分割严重，如果大家不与上面协调好关系，市场有可能垮掉。要求各部门都要尽量多‘开绿灯’，不要滥用权力‘亮红灯’，要多让‘车走直路’不要总是‘别马腿’。”

　　谢高华要求，县级机关部门，对专业户、重点户要大力开绿灯，工商部门给经商者发放营业执照，准予登记，给大家吃“定心丸”；银行改变只给生产企业贷款的惯例，放宽信贷政策，给予开户；财税部门对小商品摊位实行“定额计征”，实行蓄水养鱼的税收政策。至少有三种情况允许变通:第一，政策规定有许多条，为了办成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有时要多方查阅各种规定，这一条不行就用那一条，要积极找根据把好事办成，而不应到处找根据去卡，使好事多磨；第二，政策规定本身有幅度、允许灵活的，则应向有利于生产发展和搞活经济方面去理解，灵活执行，而不是相反；第三，确实利国利民的改革，如果从现有文件中找不到根据，还可以试点，在试点中允许突破现有规定。

　　宁可挨批评，写检讨，但坚决不让义乌市场改革开放的政策搞大辩论———因为那只会导致乱抓辫子、乱扣帽子；对于市场“加强统管”的要求，则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思想先行，管要跟上，越活越管，越管越活”的24字方针。

　　由于改革打破体制机制藩篱，触动了旧的利益格局，当时的国有企业，特别是百货公司、供销合作企业对小商品市场很反感，反对声音最强烈，因为市场冲击了他们的利益。

　　一时间，各种告状信四处传扬，省委、地委领导也很关注，县里收到的告状信就多达两麻袋。

　　“改革，大多数部门是好的，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脑子里只有条条，没有块块观念。……县委县政府定了的你要执行，有问题可以先请示，你对的，有道理的，可以改回来。如果不听县委县政府指挥，不执行县委县政府决定，你这个庙我拆不掉，你这个庙里的菩萨我随时可以换掉”!

　　许多人至今还记得，谢高华曾在不同场合说的这句重话。

　　许多措施报到省委，不便于公开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反对。谢高华就说:“那就一边报批，一边贯彻执行，有事我承担好了!”

　　“对发展有利的事，即使原先没有规定的也要大胆支持干；反之，即使有明确规定的事也不能干!”谢高华深切体会到国营企业“大锅饭”的弊端，坚定了激活国企、乡镇企业等参与市场竞争的决心。

　　“改革哪会不出一点问题?对的要坚持，错的就改嘛!要立党为公。要从党的利益出发，不能有个人主义，坚持实事求是。如果我们从党的利益出发，从实际出发，就不怕丢‘乌纱帽’。我们要加快改革的步伐，冲破旧的习惯势力的束缚，跟上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潮流，当改革的促进派，不能当阻挡派”。

　　“当时为小商品市场开绿灯，推出试行的‘源泉控管，定额计征’税制做法，一年一定，按月分交，当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很大争议。”所幸的是，谢高华以他特有的超前眼光、过人胆识和灵活变通一一冲破了旧有框框的许多“管”和“卡”，从而一次次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不辱使命地孕育出诸多“首创”、诸多“第一”。

　　“兴商建县”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任何一座城市都不可能凭空而来，从诞生、萌芽、发展到繁荣均有自身的历史基础和文化传承，“市场之城”的义乌也不例外。

　　武汉汉正街、台州路桥、温州五马街、上海城隍庙等市场都比义乌市场规模大、开放早，但在地理位置上并无优势、资源禀赋上并不得天独厚的义乌，却打造出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令人深思。

　　“有些理论问题我也搞不清楚，当时说第一产业是农业，第二产业是工业，第三产业是商业和服务业，认为服务业不创造财富。现在看来，服务业也是创造财富的，当时的看法不够辩证。马克思《资本论》里还讲了一句话:从产品到商品是惊险的跳跃。我看了半辈子也看不懂，计划经济时代我确实看不懂，在义乌我有些理解了。”谢高华动情地回忆起“兴商建县”战略的缘由。

　　有一次，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日本作为二次大战后的一个战败国，在短时间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就四处寻找答案，其中“贸易立国”的战略烙印在他脑海里。他认为剖析得十分透彻，跟义乌的现状颇为相似。借鉴日本经济发展战略，为义乌发展带来了理论指导。

　　“他的年龄不属最轻，文化不属最高，但他对知识和人才的认识与重视是最好的。”无怪乎时任金华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陈培德曾多次赞扬:“谢高华同志不是知识分子，但他的理念与见识胜似知识分子。”

　　1984年2月，谢高华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言时提出，发展商品生产是农村富裕起来的必由之路，而发展商品生产，就必须搞活经济，要搞活经济，就必须解放思想。

　　1984年10月5日，谢高华在全县区乡党委书记会议上说，要发挥农民传统经商的优势和交通优势，首次明确提出“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把市场摆在义乌经济发展的龙头地位，把商贸业作为义乌的主导产业，大力发展小商品市场，把商业搞活，要面向全国市场、面向世界，对外开放，争取打进国际市场，加速义乌县的经济建设，并确立了义乌发展生产力、富民强县的发展路径，这一工作思路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肯定。

　　浙江省原省长沈祖伦曾回忆说，义乌的发展与省委省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分不开。对义乌的做法，包括对谢高华的看法，当时存在争议。1984年、1985年两次安排义乌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言就显示对义乌肯定与对义乌兴商建县发展经济的模式明确表示支持。

　　浙江省委原书记王芳曾说，“发展一个市场比搞多少工业项目对当地经济的作用要大”。这是市场推动当地经济朴实而经典性的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曾以“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概括义乌奇迹，由表及里地指出了义乌的鲜明个性及成功之道，其中“兴商建市”就是一块开启义乌社会发展、经济腾飞的金刚石。

　　义乌确立并实施“兴商建市”发展战略从未动摇，历届党委、政府遵循抓市场就是抓经济的理念从未改变，致力于专业市场硬件提升、交易创新、功能拓展的工作从未停止，真正做到了工作围绕市场转，城市围绕市场建，产业围绕市场育。在市场发展方面，可以说有规模的扩大、政策的完善、结构的优化、管理的创新、领域的拓展，却从未有过方向的更改、原则的动摇、重点的转移；有接力、续力、助力，而没有撤力、断力、转力。可谓认准“一根筋”，坚持不松劲。

　　历史从来都眷顾那些与时偕行的奋进者、直面挑战的勇敢者、善作善成的实干者。

　　“义乌市场是义乌人民创造的，是时代造就了义乌，是义乌人民造就了今天的义乌。我是一根小小的火柴，义乌人民经商传统、创业激情就如同一堆干裂的火柴，我只是点了一把火。其实，我来义乌时，市场如同稻苗一样已经萌芽，我只是一张覆盖膜，起了点温室保护作用，是大家共同的智慧结晶。”每次访谈，这是谢高华书记重复最多的一句话。

　　“我在义乌，感到最有意义的有两件事，那就是举办了冯雪峰和吴晗两次纪念活动，这两次文化活动不仅提升了义乌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对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历史不是写出来的，是干出来的，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这是衡量正确与否的标准，谁给百姓办事，百姓就铭记他。

　　“每次我回到义乌，第一脚踏上这块热土的时候，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冲动”。

　　义乌许多重大活动总会邀请谢高华参加，特别是自1995年起，每年义博会他没有一次缺席过。2007年10月20日，义乌人自发组织了一百多辆奔驰车列队迎接，形成了“百辆奔驰迎书记”的壮观场面，表达了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商城人民饮水思源，对谢书记的感恩之情。

　　“义乌是缺水的重要区域，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我们衢州乌溪江的水能引到义乌。”每次见面，谢高华总会情不自禁地提起此事，耿耿于怀，对“第二故乡”义乌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

　　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向这位88岁的老人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