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人文经济学讲的就是“人、文化、经济”三者的交互关系。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发挥文化的赋能作用，实现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义乌的腾飞是多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深层次、最具特色的，是义乌深厚的商贸文化和创新创业的人文精神。义乌历史上受到许多著名思想家倡导功利、注重工商以及吸取先进技术、扬弃传统方式等思想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前，义乌地区就已经形成了“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和“拨浪鼓文化”。改革开放打破了许多藩篱，文化活力涌动，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是“人”的层面。文化熔铸在义乌人的群体性格和精神气质中。在调研中，义乌人给我最普遍的印象，一是勤俭，二是勇毅。过去，义乌人“穷则思变”，主动走向市场参与竞争，勇于走南闯北寻找商机，无所畏惧地跨出国门去开拓国际市场。同时，他们又非常节俭，没有太多的物欲追求，把时间精力几乎全部放在工作和创业上。比如义乌第一代市场经营户何海美女士，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持之以恒奋斗，从小商贩变成了大老板。现在，新义乌人(包括年轻一代和外来居民)积极应变，在市场竞争中激流勇进，不断探索新业态。
其次是“环境”层面。文化某种意义上是一群人约定俗成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一种环境。只要文化环境不变，那么身处其中的人即使国别、语言、性格不同，都会受到同样的文化熏陶，逐渐适应并融入环境。义乌的户籍人口有90多万，流动人口高达190多万，其中还有1.39万名常住境外人口。这么高比例的外来人口、这么庞大的流动人口，如何维系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我想除了体制机制，也离不开诚信、包容的人文环境。贝迪餐厅老板穆罕奈德就告诉我，义乌的“诚信”吸引他来做生意，而“包容”给了他一种安全感，让他留下来。
最后是“制度”层面。许多学者从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义乌，认为义乌小商品经济的“井喷”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创新和优化。这是有一定解释力的。然而同样的制度下，为什么有些地方可以发展起来，有些地方却不行？人文经济学包含并超越制度经济学的地方就在于此：它既肯定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又注意到制度执行者的主观能动性；既重视文化的作用，也承认文化大多时候是隐性的，必须借助政府、制度等显性载体来发挥力量。调研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提到了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他在改革开放初期,顶住巨大的压力和风险，拍板开放了小商品市场、允许农民经商，为当地老百姓争取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难能可贵的是，此后一任又一任政府延续了这种以人为本、“兴商建市”的制度文化。
——节选自2025年11月17日，《浙江日报》第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