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为义乌市场的发展与繁荣揭开了一个惊世之谜，使这里的每一寸热土都充满着传奇色彩。曾经的拨浪鼓，谁摇响了谁的期盼？先人一拍，快人一步，不断牵引着世界“小商品”之都走向全球，去呼唤和追求更大的梦想和蓝天……
——题记
中国义乌网1月23日讯（通讯员 胡友大）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商品经济在中国一些地方逐步解冻，手工制品、农产品摆上了集市，然而长途贩卖、“弃农经商”摆地摊做小生意仍被当作投机倒把行为加以打击。此时，在贫困的农业小县义乌，一些人开始偷偷摸摸地做起贩卖日用小商品的生意。义乌农妇冯爱倩与时任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可以说共同见证了义乌奇迹产生的全过程。
1980年的一天，为了把农村的户口迁到城里，义乌人冯爱倩卖掉谷子，得到80元。当晚，她摸摸口袋里刚到手的钱，心里不停地盘算着如何“小钱变大钱”的事。
她托人从信用社贷款300元。有了这些本钱，40岁的冯爱倩便开始了艰辛的从商之路。
当时，铁路线上“打击投机倒把”比抓小偷还严。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检查，冯爱倩只能等火车出站或到站放慢车速的那段时间扒窗上下车。有一次带着货跳车稍稍慢了一点，差点摔断双腿。
有5个子女的冯爱倩原在义乌饭店当厨师，年迈的母亲也要赡养。家里有这么多人要吃饭，她又不会种田，每月仅靠她和爱人几十元的工资，压根就养活不了一大家人。饭店门口有几位挑担卖杂货的老人，他们每天中午都会来买一碗5分钱的面条。向这些老人打听一天能赚多少钱，是冯爱倩和同事们每天的“必修课”之一。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这些老人一般每天都能赚五、六元钱，抵得上冯爱倩一个星期的工资。
看到别人在义乌城里做小本生意赚了小钱，她便转移目标，每个月农历初一、初四、初七，都到廿三里赶集。其他日子生意没得做，就到义乌城里自发的“马路市场”摆起地摊。当时没有交通工具，冯爱倩就挑着担子“跑路” 。
义乌工商局第一次为商贩们办临时许可证，经营业务一栏写着：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经营地区可能在浙江，可能在江西，也可能在中国任何一个角落。
“去做小买卖是条养家糊口的路。”冯爱倩下定决心后辞了工作。冯爱倩说：“我之所以成为义乌做小生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因为穷给逼的。”有一次，为了给孩子做一顿饱饭吃，她竟然连跨了六条门槛也没借到一粒米。那股穷酸劲儿，真是没法形容。
在那个年代，做小买卖是见不得光的事，要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当时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经常出动人员来抓人，冯爱倩只能东躲西藏，整天担惊受怕地做生意，甚至连晚上睡觉也常常感到心惊肉跳。冯爱倩第一次做买卖的地方是廿三里，那天她赚了6元钱。冯爱倩想，老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必须光明正大地做生意，她想到去找上任不久的义乌县委书记讨说法。
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繁华，很多人归功于1982年冯爱倩和谢高华书记的那场著名的“争吵”。不过，这么多年来，随着多个版本的演绎，这场著名的吵架具有了小说般离奇的情节。有人怀疑这场“争吵”是否真的存在。他们究竟吵了没有？怎么吵的？有不少好事记者纷纷赶赴义乌采访有关当事人，努力还原小商品市场初创时的那一段风云史。
1982年5月的一天，冯爱倩走进县前街21号义乌县委大院，和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谢高华大吵一架。冯爱倩不明白，自己没工作，到城里做点小买卖，为何要被管市场的干部像赶鸭子一样赶来赶去，还被罚款。”
从义乌饭店一名临时的厨师转变成一个商贩不过一年多的冯爱倩，在义乌湖清门摆地摊，当她自己成了生意人时，才尝到了中个的苦味。对于家庭生活拮据的冯爱倩始终想不明白：“我这么玩命地从外面运回些别针、鞋带和小钮扣，到市场上摆摊换那么几个辛苦小钱，怎么可偏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凭什么呀？”冯爱倩鼓足勇气，一定要弄个明白。决心已定，她就一连几天守在当时的义乌县委大门口。因为听说县里刚来了个新县委书记，她要找就想找最大的官，跟他讨个说法。
那天，冯爱倩事先打听到新上任的县委书记谢高华正在外面理发，不久就会回来。冯爱倩找谢高华的目的只有一个：“我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多不容易，政府为啥又赶又罚？”
有人告诉她说：“那个个头中等、衣着朴素的人就是新来的县委书记谢高华。”冯爱倩眼睛一亮，连忙跑过去，准备堵住新来刚上任不久的县委书记谢高华。一见到颧骨高凸，满脸清瘦而干练的谢高华，性情直爽的冯爱倩便壮着胆迎上去，劈头就问：“你就是新来的谢书记吗?”
谢高华正走着，忽见前面出现一只“拦路虎”，忙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位女子，问她：“你是干什么的?”冯爱倩说：“我是在市场上摆摊的，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可政府为啥赶着我们天天无处落脚，或是拿高得吓人的收费来逼我们干不下去呢?”她说完这几句话，谢高华用不同寻常的眼光再次打量了她一番。
谢高华被冯爱倩堵在县委大院门口后，因为语言不通，听起来就像两人在吵架，凑热闹的人一下子里里外外围了好几层。为搞清原委，谢高华便说：“你到我办公室来。”
冯爱倩被谢高华“请”进办公室，一进门落座后，谢高华嗓门就大起来，说：“你在县委的大门口吵吵嚷嚷，成何体统？”
冯爱倩一听，火气也上来了，说：“在义乌做个小买卖要被赶来赶去，你叫我们怎么活嘛？”说到动情处，这个性格刚烈、泼辣的义乌女子用手在桌子上拍了两下。
“这里可不是发火的地方，有话你好好说。”谢高华劝道。
冯爱倩说：“我们义乌人祖辈穷，穷就穷在人多地少田又薄。可为什么还能在此生活繁衍至今呢?就是义乌人会做生意，都会鸡毛换糖呀!要能把鸡毛换糖的积极性发挥出来，我就不信义乌人不如别人。”谢高华见冯爱倩说的话有几分道理，频频点头，并不停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
谢高华为冯爱倩倒了一杯茶，冯爱倩则递上随身带的一支“大重九”香烟，开始向谢高华大倒苦水。冯爱倩向谢高华当面理论她为何要做小生意，谢高华听后陷入了沉思。这场持续两个小时的“官民”对决结束后，冯爱倩离开县委大院前，谢高华大声说道：“好，你先回去，继续摆你的小摊，让我好好想想，我告诉有关部门先不查你们。”
冯爱倩一听很高兴，刚出门又想起一件重要事，便转身问谢高华：“谢书记，那我们能不能在街上摆摊呀?”谢高华一挥手说，你们先干干再说。冯爱倩又担心地说道：“可市场管理人员天天赶我们呀!”谢高华双手往腰里一叉，说：“放心，我会打电话给他们的。”
跟县委书记见面会有这么好的结局，是冯爱倩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关于冯爱倩在义乌县书记谢高华办公室拍桌子一事，这里还有一个不同的版本。
怎么“吵”的？有一次有记者采访谢高华时，谢书记说：“冯爱倩当时没有拍桌子。”
说起当年的“吵架”风波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义乌的这位老县委书记谈兴很浓。他向记者澄清了一个细节，当年冯爱倩只是用手敲了几下，没有大拍桌子。
冯爱倩性格外向，是个作风泼辣的人。她在县委门口，用义乌土话问了谢高华几句，谢书记初来乍到，听不懂义乌土话。便问她什么事，但冯爱倩语气很急，话还是听不懂。这时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谢高华就往办公室里走，对冯爱倩说：“跟我到办公室里去。”冯爱倩说：“去就去”。谢高华的办公室很简陋，冯爱倩进办公室后，就递了一根“大重九”烟。两人慢慢谈，冯爱倩的话谢高华听明白了。她是责问县委为何不让她做生意，还要罚款并赶她。当时，冯爱倩肚里有怨气，语气是责问的，也很激烈，还用手敲桌子，但没有传闻中的‘大拍桌子’。两人谈得比较投机，谈了一个多小时，也了解了她家里的情况，知道她靠做点小生意维持家里的生活。谢高华说了两句话：“我理解你，同意你摆摊；会告诉有关部门，不来赶你。”
对于这类摆摊的行为，政府没有明确的态度。但老百姓要摆摊，打也打不掉，赶也赶不跑，批也批不倒，这也让县委书记思索。于是县委组织一些干部进行调查，发现这是老百姓为了生存找出路，是一个好现象。
谢高华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了自己在义乌的历程———“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懂，那都是义乌群众创造的奇迹！”
其实早在遇到冯爱倩前，最初触动谢高华的是义乌一个姓陈的老裁缝。那还是1982年，这位老裁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部分老百姓的缝纫机集中在一起，招了一些学徒，收取相应的培训费。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位老裁缝盖起了楼房，据说楼房前还有一个圆门。
“这件事弄得满城沸沸扬扬，老裁缝听到学徒两个字就害怕，不敢收了，因为学徒在当时是资本主义的称呼。”谢高华说。谢高华对此的最终表态是：学徒不好听，那就改个名字嘛，叫学生好了。他说：“有人写信说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我看也不要看，致富有什么不好？不要争论这些问题嘛。”
农妇与县委书记之争过后不久，冯爱倩事件像旋风一样很快传遍义乌的大街小巷，一种呼声开始席卷而来。随后，在谢高华的主持下，谢高华带领干部做了四、五个月的大量调查研究。县政府针对农民进城经商和开放集市贸易市场这两个议题展开讨论，义乌县委常委会做出决定：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据了解，当时只开放了从进城到火车站约一公里多的路段作为市场——正是这一小段的开放，促成了义乌的另一次“火山大爆发”。
谢高华说：“虽说只开放一条路，可事实上，所有地下的摊子都摆上来了，一条凳子两块木板，从城外摆到城内，一直摆到县委门口，每天早上只要稍微迟一点，县委干部的车子就开出不去……当年一位省委领导来义乌视察，哪条路都进不来，最后只得把车子停在城外，走路进来。”
谢高华被调到义乌县担任县委书记时，听说义乌人连饭都吃不饱，他的母亲曾苦苦挽留儿子不要走；一些老同事则劝谢高华多带几名“心腹”免得受排挤，他们说义乌是个民风剽悍的地方。对于母亲和同事，谢高华都回答了“不”。
遇见冯爱倩时，谢高华到义乌上任才一个月。面对这名女子用义乌方言连珠炮似的发问，他选择了沉默。
“我决心要把义乌一直受压制的‘鸡毛换糖’经商风作个彻底的调查，看到底是该刹还是该放。为此我发动县机关的一批干部，到下面进行全面调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通过调查摸底，大家汇总的结果是：50%以上的人以为开放经商市场没问题，应当大力提倡，40%的人认为问题不大，可以试着办，只有百分之四五的人反对。”谢高华说。
可是，要为市场和冯爱倩这样的小商小贩正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敲糖换鸡毛’、搞自由市场经营一直被视为‘盲目外流、弃农经商、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经营者们一直被斥为‘刁民奸商’，并加以批判。而且当时在这方面还没有新的明确的政策出台，所以有关部门一如既往地对此采取禁、阻、限、关的措施。”谢高华说。
1982年下半年，在地方党委、政府支持下，义乌宣布开放“小百货市场”。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义乌县委常委们统一了思想，认为应该开放小商品市场。可是，在当时既无明确政策，又无先例的情况下，义乌县委、县政府发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通告是要担风险、掉乌纱帽的，一些干部顾虑重重。
回眸义乌的商业史，有一个日子不应该被遗忘。1982年8月25日，一个普普通通的南方夏日。在这一天，义乌县稠城镇市场整顿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加强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第一号)》，宣布9月5日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同时提出“允许农民进城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城市市场开放，允许多渠道竞争”的新政策。《通告》一出，市民里三层外三层地观望着。没几天，北门街头像冯爱倩这样的小商小贩一下多了几倍，而且每日见涨，直到后来整条街上摆满了摊位。来买货看热闹的人更多了，这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雏形。义乌人说，冯爱倩去找谢高华论理是义乌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引子，义乌市场由此催生。
“开放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我宁可不要乌纱帽！”谢高华拍拍自己的胸脯，显露出他当县委书记一把手的魄力与风范。也就在这一年的9月19日，国务院批转对159种小商品的价格予以放开。
当小商品市场如雨后春笋般疯长的时候，另一种质疑声也随之而来：“谢高华不关心国营和集体经济，只关心个体经济。”
谢高华往往在这个时候不说一句话，他拿出三张票给干部们看，也只问一句：“你们说怎么办？”
三张票分别是买油条、烧饼和豆浆需要的凭证——“我早上去国营饮食店吃早点，妈呀，好长的队，一顿早点得吃一个早上……”
谢高华说：“义乌老百姓是先进的生产力，我们应该保护你们的积极性……”
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并由义乌县政府发出《通告》，这在当时全国绝无仅有。《通告》发出后，廿三里和稠城两个小商品市场率先开放，整个义乌沸腾了起来，人们奔走相告，甚至放鞭炮庆贺。
义乌小商品市场开放后，《通告》里的“四个允许”意义重大。它解除了义乌农民参与商品经济的束缚，让他们放开手脚大搞商品经济，涌现出一大批像爱倩那样敢想、敢干、肯吃苦的能人，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1982年9月，投资2万元的义乌简陋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诞生。当时工商局在县前街湖清门，稠城镇小百货市场正式开放。市场经营户有800多个，经营商品有2200多种，主要经营小百货、小五金、小针织、小塑料、小玩具等，标志着第一代小商品市场的破茧而生。
当时的湖清门市场非常简易，在一条用于排水排污的内城河沟上架起了水泥板，在水泥板上方用木板搭成摊位，在长条木板上方用塑料薄膜搭起了雨棚，用作简易摊位。摊主经工商所登记，领取摊位证，摊位固定，每一摊位占用的木板长度相等。据时任城阳工商所所长的孙章宝回忆，市场开放之初，有正式固定摊位100多户，还有600多户流动摊位和大量“提篮”，共计摊位705个。湖清门市场开放之后，当时的义乌县委县政府领导看到了这股经商的潮流，感受到潜伏于这股潮流下的巨大经济动力。
冯爱倩清楚地记得，也正是在那一年，“鸡毛换糖”被工商部门正式承认，而之前，这一直是受打击的投机倒把行为。在热心人的帮助下，冯爱倩成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第一批经营户，她从工商所领出了营业许可证，编号是第一号，她光明正大做起了生意。冯爱倩幸运地成为义乌第一个取得“鸡毛换糖”许可证的小商贩，这也是义乌第一本个体商业营业执照，商品主要销往义乌周边县市。
改革开放春风吹开了义乌小百货市场个体商贩的张张笑脸，有了政府的撑腰，湖清门市场便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市场被正式认可之后，发展的速度超出了任何人的意料之外。于是又有了义乌第二代市场的建设。当年的冯爱倩怎么也不会想到，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去与县委书记评理，竟然无意间催生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当年，义乌小百货市场每天就有近万名购销人员进场交易，全国各地客商蜂拥而至，商品辐射的区域南起海南岛，北至黑龙江畔，甚至跨越边境进入了尼泊尔和缅甸。1983年底，小商品市场年成交额达1444万元，上缴税收38万元，占到义乌财政总收入的1.12%。1984年，这个市场的成交额达2321万元。
穷则思变，从此，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一次大胆的拍板决定，让义乌个体户拥有了一个可以安心经商的舞台，将义乌市场送上了超常规发展的轨道。在政府的保驾护航下，义乌一代又一代的新市场便红红火火地发展壮大起来，义乌市场升格之路从此一次次开启，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蓝图从此一步步绘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