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晔，男，哲学博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党史学会理事，美国亚联董访问学者。先后荣获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上海市志愿服务优秀组织者、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编著有《大学文化育人之道》等多部出版物。在核心以上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在《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媒体发表文章数十篇，多篇咨询报告被上海市委办公厅等录用，被上海市授予“阳光学者”称号。
中国义乌网3月28日讯(商报记者 应悦 通讯员 吴杰)“义乌名人堂”系列讲座以商城大讲堂为平台，以“忆先贤、颂先贤、学先贤”为主题，每月邀请专家学者作专题讲座，对义乌名人光辉事迹进行权威阐释，系统解读义乌历史名人的优秀品格和崇高精神，深入挖掘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宣传义乌名人文化，弘扬义乌精神，不断丰富商城大讲堂内涵，增强义乌广大干部群众文化自信，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为高水平建成世界“小商品之都”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
3月24日，首期“义乌名人堂”系列讲座邀请到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党委常务副书记、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党史学会理事周晔，就“信仰的味道”为主题开坛论道。
各位义乌的乡亲父老们，大家下午好！
非常荣幸受商城大讲堂邀请，从上海来到义乌，和大家分享，我和复旦大学霍四通教授等同志对于望道精神，特别是望老的历史地位、重要贡献，以及精神品质方面的一些粗浅理解。
1 “信仰的味道是甜的”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2012年11月17日，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如何带领全国民众，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之一，是“坚定理想信念”。总书记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论述，叫做:“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以，信仰的概念是治国理政、举旗定向、继续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的关键词之一。
总书记最早介绍“信仰的味道”，是2012年11月27日，也就是他在谈复兴之路的两天前。《人民日报》第四版刊发了陈俊宏同志写的《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的重要论述》。这篇文章引述了总书记在谈到坚定理想信念时，讲过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
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刚刚闭幕。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的时候，向政治局常委们讲述了“真理的味道如此甜”这样的故事。
2017年10月31日，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一周，习总书记来到一大会址、南湖纪念馆。正是在这次“初心之旅”，总书记在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的展品前驻足良久。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同志说:“非常珍贵，这些文物是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
我们说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非常核心的一条，就是中国的道路自信。陈望道翻译出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进中国共产党的建党等，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2陈望道的卓越贡献
历尽劫波齐聚上海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绝对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当时，他做的翻译工作是不带任何一种功利、不带任何一种目的、不带任何一种条件，是无条件地来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他承担《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唯一的目的、唯一的动力、唯一驱使他做这件事情的，就是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望老恰恰是在当时社会的磨难当中、风雨当中、风波当中选择这条信仰之路。
1919年，五四运动的革命风暴在国内兴起以后，陈望道毅然从日本回国，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担任中文教员。他与其他几位中文教员一起，配合新派校长经亨颐，以学校为据点，积极响应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当时陈望道在国文教学领域进行大胆的改革，拟定全新的教学大纲，提倡白话文，主张新式的标点，还引入《新青年》上发表的先进文章，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作为教材，用它来论证思想性对于文学作品来说是何等重要这一问题。他支持进步学生，为了向学生提供更多的进步刊物，在校内设立报刊贩卖部，出售全国著名进步报刊，诸如《新青年》、《每周评论》、《解放与改造》、《星期评论》、《教育潮》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和其他学校的教员一起支持学生创办了《浙江新潮》。在一师的影响下，杭州其他各校的新文化运动也迅猛地开展起来。
然而，一师的改革却遭到浙江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抵制。进步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题为《非孝》的文章，在浙江教育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倾巢而出，他们由省教育厅出面，以所谓“非孝”、“废孔”，甚至加上“共产、共妻”等罪名，查封《浙江新潮》，并命令军警包围校园、解散学校，还要把学生押回原籍。特别是对当时支持学校开展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陈望道，指名道姓他是“四大金刚”之一，责令要对他撤职查办。由于当时浙江教育文化界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经亨颐和陈望道等教员被迫离开学校。
“一师风潮”轰动全国，陈望道因为在这次风潮中和他的同学们并肩战斗，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也因此进入陈独秀、邵力子、沈玄庐等人的视野。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不是单兵作战。我们党之所以有现在非常光荣的历史，之所以像总书记说办成了很多办不了的事，走过了前人都没有走过的路，很重要的一条是共产党的早期领导，有强大的朋友圈。
望老有两位学生，一位就是俞秀松，他是杭州“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0年5月他与陈独秀一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参与发起了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也是最早的党员之一，并且参与发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就是我们共青团，他担任第一书记。也就是说，我们第一任的共青团的团中央书记，就是陈望道的学生俞秀松，也是他的战友。
第二位就是发表《非孝》的进步学生施存统。他回国以后，到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团中央书记，同时还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最重要的是他担任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部主任。
可以说，陈望道不仅自己成为“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一师风潮”的斗士和先行者，成为与旧思想、旧文化斗争的旗手，他培养的学生在整个中国近代革命当中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1920年是个非常特殊的时间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波澜起伏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党许多优秀的早期领导人，都是在1920年四五月份，从不同的地方来到了上海。
比如说，陈望道是1920年四五月间来到上海。同时陈独秀在北京受到当局的驱赶，他在北京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开展的活动，被当局查封。所办的《新青年》杂志以及和李大钊一起开展的社会动员运动，都被当局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被北洋军阀关押了好几个月，释放之后，也被严密的监视，只好选择逃离北京来到上海。
翻译宣言不谋而合
不久，由沈玄庐和戴季陶两个人共同主办的《星期评论》邀请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还寄来了《共产党宣言》的日文版。
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戴季陶，非常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戴季陶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想亲自动手，从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去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版。包括孙中山本人，也看到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当中，有可以借鉴的成分，因此他对戴季陶等人表示:“我的主义可以包含马克思主义、列宁思想。”在“五四运动”当中，像孙中山、戴季陶等人，确实也有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愿望。
而在陈望道看来，《星期评论》这份杂志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攻击旧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一个工具。1956年陈望道在回忆《星期评论》这本杂志的时候表示，《星期评论》是受“五四运动”影响办起来的，与《民国日报》没有什么关系。五四时期有360多种刊物，而《星期评论》是比较好的，是有唯物观点的。正因为认同这本杂志，所以，陈望道接受了《星期评论》的邀约。
与此同时，通过邵力子的引荐，陈独秀也向陈望道发出邀请，请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并寄来了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陈独秀到达上海之后，就非常早地意识到，要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尽快的翻译出来，让全社会有思想、有抱负、有理想的青年，能够追求真理。他不仅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在1920年初，他就委托恽代英翻译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所以陈独秀把英文版给陈望道去翻译《共产党宣言》，也不是他偶然的突发奇想。
正是《星期评论》杂志社、陈独秀、陈望道之间的不谋而合，奠定了共产党成立道路上重要的一笔。
出版传播石破天惊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版问世了，由“又新”印刷所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那时出版印刷都很仓促，8月版《共产党宣言》的书名错印成了《共党产宣言》。因封面是红色头像，所以被称为“红头版《共产党宣言》”。首版只印了1000册，陈望道全送给有志青年。初版《共产党宣言》目前国内仅存11本，上海档案馆、上海图书馆、“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里都有珍藏。1920年9月，又再版重印了1000册，同时把书名改正过来，换成了马克思的蓝色头像，被称为“蓝头版《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出版后供不应求，成为炙手可热的读物。到了北伐战争的时候，更是随军散发。还有读者纷纷来函询问何处有卖，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沈玄庐出面，在《民国日报》刊登《答人问〈共产党宣言〉的发行》，告知“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至1926年5月，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共产党宣言》多至17版，更有难以计数的“盗版”，成为名副其实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使得至今为止，还被广泛传颂和坚守的一些核心的理念，核心的名词，深入人心，起到了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说“共产党”一词，在《共产党宣言》首译本问世之前，有人把“共产党”称为“过激派”，显然这是一个带有中性甚至有一些贬义的词汇。比如陈独秀在1919年2月9日发表的《公理何在》这篇文章当中写道:“过激派的行为，纵使有不适的地方，但是结果把它们破坏俄国两大专治的功劳一笔抹煞，又试问公理何在?”等等。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之后，“过激派”的使用频率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共产党”。从此以后，“共产党”这样一个光荣、伟大、正确的名词深入人心，真正的、牢牢的被中国人接受，并站稳了脚跟。
陈望道对翻译工作相当严谨仔细。为使译文准确符合原意，时时刻刻聚精会神斟词酌句，一丝不苟。《共产党宣言》原版是德文，而当时陈望道手中持有日本《社会主义研究》杂志1906创刊号刊载的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这个日文本是转译自塞缪尔·穆尔(Samuel Moore)的英译本而非德文原本。在翻译过程中，陈望道发现日文翻译中有一些错误，最典型的例子是，在英文版中有这样一句话:“tobepublishedintheEnglish，French，German，Italian，FlemishandDanishlanguages.” (Samuel Moore译《共产党宣言》)，日文版翻译成:“英，仏，独，伊，Flemish，和蘭の諸語を以て茲に公けにす。”(幸徳/堺訳1906)，其中日文本中将Danish误译为“和蘭”，而陈望道译为“丹麦”。如果没有参照英文本，不可能会发现并纠正这个错误。
《共产党宣言》中的Bourgeois和Pro-letarians两个词，1906年日文本译作“绅士、平民”，陈望道斟酌之后译为“有产者、无产者”，这种译法完全符合《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主旨:“社会全体现已渐次分裂成为对垒的两大营寨，互相敌视的两大阶级:这就是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正是陈望道的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使得日文本中的翻译错误之处都一一得到了纠正。
从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里，随处可见一些开启白话文修辞学风气的精彩语句，如“宗教的热忱，义侠的血性，儿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计较的冰水中淹死了。”“凝结的散作烟云，神圣的堕入秽亵。”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其文学性在某些地方胜过底本(日文本和英文本)，表现出了显著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陈望道是带着对马克思主义深刻的理解和信仰去翻译的。因此，翻译后的用词非常生动并且准确。而《共产党宣言》中文版中包含着的正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陈独秀发函至北京、武汉、长沙、广州和济南等地，要求他们也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或支部，同时寄去了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大家都是先从学习《共产党宣言》开始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1920年夏天，青年毛泽东从湖南来到上海，他到陈独秀住处拜访时，正好看到了正在校对的陈译《共产党宣言》的译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十多年后，在延安的窑洞前，毛泽东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露自己思想成长历程时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第一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
刘少奇在回忆那段历史时也讲过，当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周恩来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读到《共产党宣言》的，在1949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他当着代表们的面，对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您教育出来的。”
邓小平也说过:“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前者是陈望道翻译的。
所以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真的是影响了中国，影响了一代人，影响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思想宝库。
3陈望道的重要地位
1920年8月，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基础上，又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在老渔阳里2号，今天上海南昌路100弄2号。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包括李达、邵力子等，很多都是一大的代表，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创立。
1920年9月以后，《新青年》杂志从北京到了上海老渔阳里。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负责接手，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传播的刊物。与此同时，陈望道将《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劳动界》联合《新青年》一起，组成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思想矩阵，不断发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陈望道为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20年8月，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还创办了一个青年学校和平民女校。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早期负责人之一，陈望道以青年学校为根据地，还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平民女校去上课。
1921年11月，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成立，陈望道被推选为首任书记。1923年，他被派到当时的上海大学，负责上海大学的工作，还担任过上海大学的中文系系主任。当时的上海大学就像党校一样，培养了一大批党的早期领导人和知识分子。
4陈望道的精神品质
最后，结合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初步梳理了一下我心目当中的望道精神:
第一，望道精神是一种强国强种、民族复兴的爱国情操。
陈望道曾自述道:“我是在农村读国文，绣湖学数学，金华攻理化，之江习外语，到了日本，则几乎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无不涉猎。”陈望道从小就有紧迫感，坚信学好知识文化，能够用实业来救国。他无时无刻不被兴实业、重科学、希望国家富强的思想驱使着。后来他到了日本，又经历过弃法从文，觉得中国连文化的最基本的符号中文新闻学，都没有人来倡导。所以他在日本留学的晚期，把注意力转到了新文化运动。
陈望道因“一师风潮”影响而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因而更增强了他对旧制度斗争的信心。这件事使他懂得，他在一师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仅因为这一点，反动当局就视为洪水猛兽，甚至大动干戈，可见“所谓除旧布新，并不是不推自倒、不招自来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件事还使他进一步看到，对待任何事情，不能简单从新旧来判别是非，“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实施都是劳而无益的。因此，必须“对于新旧逐渐有所区别和选择”，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辨别的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所以陈望道把他毕生的追求，归结为宣扬真理，改革社会。
第二，望道精神是一种追求真理、始终不渝的理想信念。
从接受翻译《共产党宣言》任务的那一刻起，陈望道一生都没有改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73年9月，他在接受中国新闻社记者采访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活着一天，我就要为党工作一天。”党在他内心的地位是绝对的神圣、绝对的依从、绝对的信仰。所以，只要他活着，他就要为党工作。
第三，望道精神是一种贴近群众、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路线。
陈望道一生都把人民的解放与幸福作为全部思想的主题，特别表现为他最早关心和研究妇女问题，自五四运动刚刚崛起时就提出妇女解放、男女平权、妇女参政、婚姻自由等进步主张，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者和倡导者。陈望道对妇女经济独立问题的剖析深入到劳动权的层面，指出妇女要解放就应该有绝对的自由劳动权，做到真正的经济独立，还提出对这一独立的具体要求，如“取得家庭里男子一样的教养期间”；在倡导母性自决时，强调“由女性自己的一直决定生育几个孩子的事情”……这些鞭辟入里的洞见归根结底源自他对百姓疾苦、人民苦难的情怀。
第四，望道精神是一种不畏艰险、敢于担当的使命意识。
1920年的早春，山区的气候还相当寒冷。陈望道所居的老屋经年失修，破陋不堪，尤其到了晚上，常常使他冻得手足发麻。但他只是凭借柴屋里的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的简单用具，以及老母亲给他送来的每日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
恩格斯曾经说过，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没有任何译本可供参考，此前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字也不多，缺乏参考资料和工具书，在翻译中不知攻克了多少难关，硬是“费了平常译书五倍的功夫，才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可见他真的是不畏艰险，敢于担当。
第五，望道精神是一种脚踏实地、孜孜不倦的实干精神。
陈望道从1929年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提出:“今欲图发展我国新闻事业，必培专门人才，而我国地方报纸，尤属不堪，现本系与报馆当局切实合作借收实效。”发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实践的基地，叫“复旦新闻馆”，提出新闻教育要跟当地的报馆切实合作。1943年，陈望道主持新闻系工作提出“好学力行”的训勉。1945年，陈望道亲自募捐建成“新闻馆”，以身作则践行“学行并重”。一方面要学习，一方面要行动，光说不练不行，这种精神也是我们义乌精神非常重要的源头。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大建设、大发展，义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非常难，但是义乌人一边抓理念、抓规划，一边抓落实、抓实践，这是异曲同工的实干精神。
第六，望道精神是一种与时俱进、勇于求新的创新品质。
这种创新品质不仅仅体现在陈望道在翻译《共产党宣言》时，在语言的修辞当中，用了大量创新的句法、名词、标点符号等；也体现在他在新闻教育方面，举全国风气之先，号召新闻教育，要与实业相结合。包括此后，他在修辞学、标点符号、译名学等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很多第一。据不完全统计，陈望道一生提出了48个“第一”。
综上所述，就是我所理解的望道精神。
今天，利用短短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总结归纳提炼我所研究和理解的望道精神，希望望道精神资源，能够转化成我们义乌广大干部群众建设义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