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拯黎，原名吴进元，字乾龙，后曾化名陈立云、谢永成等。
1934年春，吴进元经友人介绍，进入中华职教社附设的第二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关童班读夜校。夜校的老师全由中共党员和爱国进步青年担任。学校除在课堂上结合进行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教育外，还在课外进行个别的马列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由此，吴进元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政治觉悟提高很快。不久，就担负起帮助教育周围同学的任务。1935年，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全国各大城市纷起响应。12月24日，上海各界在南京路集中，向北站进发。吴进元所负责组织和联系的一部分队伍，沿途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救亡歌曲，表现十分活跃。
1937年下半年，经过三年革命斗争的考验，年满18岁的吴进元改名吴拯黎，由顾准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吴拯黎接受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指派，参加“浙江青年回乡服务团”(又称“浙江旅沪回乡服务团”)。离沪前，他蘸墨挥毫：“男儿有志出乡关，大业未成誓不还!”3月18日乘船离上海到温州，又转车到丽水。在丽水“回乡强务团”学习半个月后，吴拯黎受浙江省战时物产调整处派往景宁工作，公开身份是“乡村建设指导员”。不久，通过组织安排，吴拯黎和林一心等同志同时分配到中共金衢特委工作。
1938年6月，中共义乌县委成立。7月，年仅19周岁灼吴拯黎，受金衢特委的委派，担任中共义乌县委书记。
吴拯黎刚到义乌，情况不熟悉，且是外地人，又无公开职业作掩护，这些都给他开展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为尽快熟悉情况，站住脚跟，他深入农村、学校，找农民、青年学生了解情况，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足迹遍及全县。在半年多时间里，先后培养发展了陈英等一批党员，全县党员数由1937年底的18人猛增到1938年底的123人。党的队伍迅速壮大。
为便于开展党的工作，吴拯黎通过吴璋、吴山民的关系，先在民众教育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亲自加入政工队，以取得公开合法的身份。在政工队里，他以身作则，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做群众的表率，以实际行动带领其他党员和非党队员积极完成各项任务。他在金华的一些报刊杂志上，时常刊发议论时局的文章。
为推行“二五减租”，吴拯黎以政工队员的身份，与蒋山、傅章风等党员研究商定，以金东傅村为试点，采取新措施，加强对减租运动的领导。通过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使广大群众认清减租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农会，发展了100多名农会会员。并加强党支部的领导，发展一批已培养成熟的积极分子入党，扩大党的组织。傅村的试点有力地影响周围的村子，金东其他几个村子的减租也接着开始，从而推动了全县“二五减租”运动的开展。
吴拯黎在义乌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推行“二五减租”、培训骨干、组织各种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建立与吴山民等民主进步人士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义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为义乌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9年1月，吴拯黎调任兰溪代理县委书记。同年春任金衢特委执行委员。9月，兼任金华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吴拯黎没有公开职业作掩护，工作起来也就更为困难。但他不颓唐、不畏难，曾先后化名陈立云、陈翼云、朱云，为党的工作积极奔波。他积极参加和支持刨办《浙江潮》、生活新知书店，积极从事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积极发展壮大党的组织。他善于团结群众，接近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金华县先后建立起城区、东乡、南乡3个区委，12个支部，党员数发展到109人。这是全县党组织迅速发展的时期。
1941年2月，省委对金属特委和衙属特委成员进行调整，吴拯黎调衡属特委任宣传部长，化名谢永成，分管衢州、常山、江山、开化、遂安、淳安六县党的工作。在离开金华前，他满怀喜悦地给父母去了封信，还寄上自己的女朋友小陈的一寸三张半身照，以征求父母和两个姐姐的意见。可是，孰料这封对未来充满美好憧憬的信，竟成了他永诀亲人的遗书!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一大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屠刀下惨遭杀害。10月初，吴拯黎离遂安去淳安工作，化名吴禾夫。当时，正值淳安县召开国民党党部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反动分子梁超群(梁步州)向中统调查室报告衢属特委宣传部长谢永成住在他家。当吴拯黎去图书馆看书报时，梁又跟踪盯梢，并报方志仁。方立即密报国民党淳安县党部书记徐荫桱。徐下令由方志仁带领方上珍、郑亮、徐步前往图书馆密捕吴拯黎，吴拯黎身陷囹圄。徐荫柽对其拷问，吴拯黎坚贞不屈。10月15日，吴拯黎被押解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嗣后又由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公署党政指导处提去龙泉(绥靖指挥部设在龙泉)。敌人施以严刑拷打，吴拯黎遍体鳞伤，但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吴拯黎被连续折磨后，伤病交加。由于国民党的非人道主义，不几日，吴拯黎牺牲于狱中。
(摘自《血色丰碑》标题做了改动 作者：骆佩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