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吴晗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展开展 众多文物资料首次公开

　　展览以吴晗的手稿、相关出版物、照片等一手文献资料，抚今追昔，重新建构起吴晗从出生、成长、求学，到结婚、从政、降祸的人生历程，充分体现了“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并从义乌先贤上下求索、砥砺前行的人生经历中，为我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提供精神力量。

　　多封信札首次公开展示 见证吴晗从学者到民主斗士的转变

　　挺拔的字迹、泛黄的信纸、跃动的情感，行走在精心布置的展览馆内，细读着吴晗与两位不同时期老师之间的一封封信札，字里行间蕴含着他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亲人朋友的诚挚之情，对历史研究的拳拳之心以及为人做事的君子之道。在一个个带着情感温度的文字中，一个有血有肉的吴晗形象在岁月的迁徙里向我们迎面走来。

　　展陈的信札大都是吴晗与恩师胡适之间的来往书信，既有写于1931年9月26日，叙因得胡适帮助入清华大学，并按其所指点学习方法研究明史颇有收获，并已获允在校内图书馆整理档案等内容，含着青年初入大学踌躇满志心情的信札；也有写于同年8月23日向胡适推荐浙江同乡武义人千家驹，及父亲病重，拟回家探亲的关于家长里短、同乡情谊的信札等等。但其中最为特殊的往复信札，是吴晗于1932年1月30日致函胡适的一封书信。

　　“这是吴晗唯一一封致函胡适、谈及政治的信函，希望恩师胡适帮助其解决一‘疑难问题’，‘指示一条出路’。胡适因提倡‘读书报国’，与现实矛盾，无法回答吴晗的问题，因此未曾写完和寄出。”所幸的是，此次展览得以同时展示了胡适这封未曾寄出的回信，在市博物馆党支部书记金国祯的介绍下，一段段潜藏于信札之下的历史渐渐明晰起来。

　　1932年，吴晗作为才华横溢的学界新秀，在当时的历史学界风头甚健。然而当时的时代，并不是一个能够让学者们坐在“象牙塔”中潜心学问的时代。伴随着“九一八”的隆隆炮声，日寇铁蹄开始在中国大地上无情蹂躏、践踏，国民党政府采取的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沦陷，国家在风雨中飘零的命运在吴晗充溢着良知和热血的心灵深处，产生了难以扼制的悲痛与愤怒。

　　在这封致胡适的书信中，吴晗以异于平常的锋利言辞抨击了在国难面前“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和“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他悲愤地说:“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还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可以说这封信札从一个侧面印证着吴晗从一个学者向民主斗士转变思想的萌芽，吴晗内心的困惑和愤怒并未从恩师胡适身上得到纾解，胡适的回信内容戛然停止在‘你既学历史’处，并未有涉及国家命运政治的内容。”金国祯说道。

　　“一般学生活动都不参加，进步的我不懂，国民党的那一套我讨厌，称为一个超政治的完全不问世事的书呆子。”这是吴晗对自己1937年前的评价。然而到了1941年后，吴晗的思想有了重大转变:“对蒋介石政权由不满发展到痛恨了，讲历史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也开始参加一些政治性的社会活动了，走出书房，进入社会了。”此时的吴晗已对恩师胡适所提出的“读书救国”论不认可，正式走上了街头革命的道路。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吴晗和闻一多曾名噪一时。他们是国统区勇敢的持不同政见者，经常发表演讲，严厉批评国民党统治，呼唤民主政治。人们称他们为“一头愤怒的狮子和一只凶猛的老虎”、“一个鼓手，一个炮手”。

　　展览厅中，还放置着1932年吴晗致家乡小学老师杨志冰的信札，叙因患眼病而久未问候，清华大学学生因愤于国是日非，已赴南京请愿，而其虽留校服务，但代为草拟对外宣言；虽生活极安定，但心境不宜不能安心做事云云。从中同样可以在其中看到吴晗民主思想的闪现。

　　多件文物资料集中展示 揭开一段段尘封历史记忆

　　吴晗的一生曲曲折折、坎坎坷坷，既走过阳光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本次展览中，多件文物资料的集中展示，揭开了一段段与吴晗息息相关的尘封记忆。他既是敢于直言，不畏艰险的“猛虎”，也是人民的公仆、党的坚定追随者。

　　在展厅正中的陈列柜中，一本由毛主席亲笔题赠给吴晗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原书，吸引了众多参观者的眼光。这本出版于1960年的书籍，此前由吴晗侄子吴芳捐赠给家乡后，一直被珍藏于义乌市委党史研究室，本书的首次公开亮相，将毛泽东主席与吴晗的一段尘封情谊缓缓揭开。

　　解放战争初期，吴晗从昆明残酷的民主斗争经历和惨痛的战友血的教训中，逐步认清蒋介石反动当局“真独裁，假民主”的丑恶嘴脸。在对理想和真理的追求过程中，他逐步摒弃旧的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信念，最后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1948年9月底，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吴晗与妻子袁震奔赴解放区，参与商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大计。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在西柏坡热烈欢迎民主人士的到来。毛主席特别重视这位明史专家、民主斗士，在百忙中不但看了他1943年写成、1947年重新改写的《朱元璋传》，还专门约谈了两次，其中一次围绕《朱元璋传》彻夜长谈。

　　在西柏坡的这一段经历，令吴晗初步知道了工农联盟人民民主专政的意义，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并使他的思想有了根本性的转变。1948年12月1日，吴晗向党中央呈送了入党申请书，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党的无限忠诚。

　　“这份吴晗《大家都要补课》的手稿也有特殊的价值，原文于1961年刊发于中共北京市委主办的杂志《前线》22期，文稿总共三页，乃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为‘三家村札记’特别撰稿，是罕见的吴氏文稿。”在金国祯的介绍下，移步换物间，此次展出的文稿是全文定稿，书于吴晗稿纸之上，有本款，首尾完整，有本人改动和编辑痕迹，且印有“前线”杂志印，标注“三家村札记”字样。

　　细看文章内容，全文由学生、青年教师努力学习而需要补课，谈到中老年学者均需补课，并以身说法，含蓄地表明战争、政治运动对学习的消极影响，暗含针砭时弊之意，是吴氏书生气质和知识分子良心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