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精神由世世代代义乌人民在生产生活之中凝练而成，它源于义乌优秀传统文化，也深深根植于义乌乡风民俗之中。乡贤是传统乡土社会人民的表率，乡贤文化深刻地塑造着义乌的民风习俗，“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也是义乌乡贤文化核心内容的体现。
惟勤与“勤耕好学”
义乌有着悠久的农耕文化传统，民风以勤劳为先，新年风俗在大年初一早上以青菜、豆腐、米粉烧羹，并吃粽子，“羹粽”谐音“耕种”。义乌乡贤历来重视耕读传家，勤耕积累家业，培育弟子读书明理，报效国家与社会。
宗泽少年父母双亡，长兄宗汝贤勤耕持家，资助宗泽游学于四方，最终使宗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宗泽在《宗汝贤墓志铭》中沉痛地缅怀兄长时说，“某自幼历艰辛，某既忝一命，惟兄服勤力穑，肯播肯获，以克幹裕厥家。”“某失怙恃，系兄是赖。”
宗泽在《叶处士墓志铭》中还记述了乡贤叶桐勤劳治家，而又好学不倦的事迹。叶桐是义乌后宅里人，“治家先勤劳，不妄取诸人，而生日裕”。叶桐认为金银固然可积，“岂若诗书之积久”。因此修葺园亭，开设私塾，延请四方名儒讲学，他自己也与弟弟叶诜一同亲自教学。宗泽也曾在叶氏家塾受学，并以叶诜为老师，“余尝受知于公之季氏，熟公言行”。
田心村的培德堂因林则徐手书“培德堂”匾额而闻名于世，但是培德堂大厅中还悬挂着“惟勤”匾额，其意义并不亚于“培德堂”。“惟勤”匾额为环溪王氏族人、清道光十三年(1811)进士、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的王芳所题。王芳在匾额中还作了题跋，说明题写“惟勤”是遵从培德堂主人王恒玺祖父王应瞻之遗训，题跋还深刻地阐释了勤劳与善良之间的关系，提出道德的养成，必须以勤劳为基础。因此王芳的“惟勤”恰与林则徐的“培德”相互呼应，相得益彰。
在题跋中，王芳首先引用《尚书·周书·周官》中的“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一语，其意是取得伟大的功绩，在于志向远大；完成伟大的事业，在于工作勤奋。它是周成王灭了淮夷，回到王都丰邑，和群臣一起总结周王朝成就王业的经验。舜五公以“惟勤”警示子孙勤俭持家，以免好逸恶劳而万事堕败。而王芳更进一步分析勤劳能产生善良之心，日积月累，事业不断广益而实现崇高之功业。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而其基础在于勤劳治业，勤奋好学。
王芳家族保持着勤劳好学的家风，其高祖王毓秀原是田心人，后移居八岭坑松溪，建“礼基堂”别墅，自号“惺惺斋”。王毓秀自幼勤奋好学，博涉经史，著有《惺惺斋文稿》《圣学传书》《四书礼基堂合纂》等著作，而且还精通医学，尤擅长于眼科。平时急公好义，出资建松溪义渡，在渡口建房三间，供船夫居住，还置地九亩多，为船夫平时日用之资，以免船夫向过往行人索要费用。另还有常田，以田租作为维修渡船等费用。王芳为此写有《松溪义渡记》，认为因为祖先的勤勉，而有义渡善举，而后人尤须勤勉维护，才能使祖先“倦倦济人之意，与是水而俱长也夫。”义乌乡贤的勤耕好学精神也与义乌江水一样滔滔不息。
刚毅与“刚正勇为”
古越先民以勇敢著称，而至南朝以来，义乌人文渐渐兴盛，勇敢之外趋于刚毅。宋代以来理学兴起，在理学的影响下，义乌乡贤的刚毅品格愈发凸显。
徐侨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重要弟子，被朱熹称为“明白刚直士”，并把他的书房命名为“毅斋”。徐侨在年轻时即中进士，为官清廉，敢于针砭时弊。中年时以直言触犯丞相史弥远而辞官归里。曾在赤岸创办“东岩书舍”，朱元龙、康植、王世杰、叶由庚、朱中、龚应之、石一鳌等人皆其门人，王龙泽、黄溍、王袆、金涓则是他的再传弟子，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徐侨被时人誉为“学洞圣原，行表乡曲”,在后代被尊为“儒者宗师”。
徐侨不管是任官时期，还是居家期间，坚守安贫乐道的操守，人所难及。宋朝有“祠禄”制度，大臣罢职后，可以主管或提举道教宫、观名义，无职事而享俸禄。徐侨罢职期间，丞相乔行简等多次为徐侨奏请祠禄封赏，理宗先后封徐侨为华州云台观主管与建康府崇禧观主管，徐侨皆推辞。据《宋史》记载，徐侨晚年被宋理宗重新起用，召见徐侨之时“顾见其衣履垢敝”。因此愀然谓曰:“卿可谓清贫。”侨对曰:“臣不贫，陛下迺贫耳。”帝曰:“朕何为贫?”侨曰:“陛下国本未建，疆宇日蹙；权幸用事，将帅非材；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贫，陛下迺贫耳。”徐侨去世后谥号文清公，其学与行表里如一，为人刚直，为学讲求正心。王祎在《义乌宋先达小传·徐侨》中说:“其在人君前，论学则曰在正心，论治则曰在知人，其教学者以命、性、心、中、诚、仁为穷理之要，九思、九容为主敬之本。”因此徐侨的操守如一，在于心正而刚毅，刚毅则毫无畏惧，勇于任事。
宋濂在《故丹溪先生朱公石表辞》中记述元代名医朱震亨早年“受资爽朗，读书即了大意。为声律之赋，刻烛而成，长老咸器之。”但是朱震亨却放弃学习，“已而弃去，尚侠气，不肯屈人下。”至三十六岁拜理学家许谦为师，许谦为朱震亨“开明天命人心之祕，内圣外王之微”，最终由任侠转而养成刚毅的品格。“先生少负任侠之气，不少挠屈；及闻道德性命之说，遽变之而为刚毅。”
刚毅的品质不仅流行于学者士大夫之中，在义乌军人身上也表现得非常突出。戚家军又称义乌兵，由明代杰出军事家戚继光招募义乌兵训练而成。戚家军以纪律严明与勇敢善战而著称于世，在抗击倭寇、援朝抗日与戍守长城中，百战百胜。戚家军的勇敢善战与纪律严明是密不可分的，而两者都需要刚毅的精神品格。戚继光到义乌来招兵，不仅是因为义乌人不怕牺牲，更由于义乌人严于律己的刚毅品格。他在《祭王参将》一文中，借痛吊王如龙而歌颂义乌兵的卓越功勋与优秀品质。戚继光深情地回顾了他到义乌招兵，训练义乌兵的前前后后，如数家珍地叙述义乌兵在历次战争中勇敢的表现，并对阵亡或因病去世的义乌兵旧部，伤痛不已。“余恨不得以身代，而共事诸贤，后先相继沦落，如晨星秋草。”戚继光也热情地赞颂他们为国建功与严明的军纪。“尔辈有功于国大矣!”“而尔辈畏守军禁，身经五十余战，曾未妄杀一人、私匿一齿。”义乌兵严于律己的道德操守，是当时其他明朝军队所不能企及的，它由刚毅的义乌文化砥砺而成，由此而形成的刚正勇为精神在当代焕发出无穷的魅力。
忠诚与“诚信包容”
义乌历史上不乏忠贞之士，在国家危难之际，敢于挺身而出，为国捐躯也在所不辞。宗忠简公宗泽抗金，王文忠公王袆殉节云南，龚忠愍公龚泰捐身于靖难，号称“义乌三忠”。义乌乡贤于国忠诚，而与人则真心相知，重守信用而宽容待人。
宗泽在《陈八评事墓志铭》中说他的父亲为人诚信，与陈裕结为至交。“某先父，行己谨而信，不泛交游，与公相厚善，情好即笃，遂结为姻家。”宗泽父亲之所以与陈裕成为好朋友，乃至陈裕把女儿嫁给宗泽而结为亲家，是因为陈裕也是诚信宽厚的君子。“公讳裕，字宽夫。天资庄重，不妄嬉笑，不轻然诺，孝于亲。”陈裕不仅守信用，还善于救济急难之人，对亲戚邻里仆人乃至樵夫牧子，都能推诚布公，和睦相处。“其与邻里，不问长少，必委蛇致恭，毋敢慢；有以为急难告者，随分周济；见樵牧子，亦推诚遇之；使仆妾未尚形之色，聚族数百指，闺门雍肃，中外姻戚，咸以长者称。”
明人郑济在《翰林待制华川王公行状》中形容王袆:“公平生慷慨，长身山立，屹然有奇气，人初见之，若不敢即，及夫一言之入，则情谊蔼然，恨相知之晩。”王袆对人真诚，与朋友相知而至于恨晚，一如其忠诚于国家。
万历《义乌县志》说义乌人“真情款洽，重然诺，不欺过之远矣”。如此良好的民风与宗泽、王袆等乡贤的真诚品格的熏陶密不可分。由于义乌民风重守信用，因此在乡贤的带领下，能够齐心合力干成大事。“故兴大役，动大众，一呼而集，不费公帑，克捐私藏，无俟发征期会也。”宋濂《蜀墅塘记》载义乌县城南四十里有蜀墅塘，塘周围三千六百步，东西北三面都是山，南面是堤坝，能灌溉六千多亩土地。元至正四年(1344)夏天，洪水冲毁堤坝，良田失收。朱震亨为了救农，一面报告于官府，一面带头捐资，主持陂塘的修建。“震亨遂尽召有田之民，履其亩而使之输其力，荐货有差，复出役夫之功一千为众倡。众悦趋之，一听震亨之经画。”这次修筑工程共费钱四千缗，劳力一万工，从元至正五年秋八月开始，花了三个月完成。众人之所以心悦诚服地听从朱震亨的指挥，是因为他真心诚意为农民利益着想。父老朱仁杰等对宋濂说:“震亨之兴是役也，初无一弓之田以徼塘利，其夙夜尽瘁而不舍者，果何为哉?凡欲利吾农也。”嘉庆《义乌县志》载康熙五十一年(1712)东江桥毁于大火，五十四年知县张若霈发起重建，他在《重建东江桥记》中特别提到夏五月之时，积雨连绵，山溪暴涨，从义乌江下游运输木材，逆流而上，非常艰辛。但是主持工程修建的督事者，“不辞况瘁，扁舟上下，而居近之民咸裹粮泗水，必令速达于岸而后止焉。余闻而忧之，方亟止之，而民奋迅以从不少懈也。呜呼!此以见民风之醇厚，亦兹桥之会当兴也!”
明末以来，义乌外出经商者不断增多，康熙《新修东阳县志》说“乌人世经商他处，远至京师著籍，不啻千家，他乡故知视同骨肉。”由于义乌商人诚信待人，广交天下朋友，因此义乌商人群体越来越大，交易网络也越来越广，现代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兴起，正是义乌人发扬诚信包容精神的结果。
义乌乡贤文化意蕴悠远，它孕育了“勤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的义乌精神，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大放异彩。
(作者单位: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