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和旗帜，一座出名的城市总是和名人的光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名人的风姿映射了一个地域独特的人文特征，是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
义乌置县迄今已历时2200余年，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文化孕育了勤耕好学的义乌人民。尤其是近代以来，义乌可谓名人辈出，英才迭现。他们在各自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取得了骄人业绩；他们如一颗颗璀璨明珠，在古老的乌伤大地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为了大力弘扬近现代义乌名人的高尚品德和杰出成就，激励后辈奋斗，传承家乡文化，积淀历史财富，义乌商报自今日起推出《乌伤名人苑》栏目，寻访近现代义乌名人的踪迹，展示他们的人生道路、行为操守和生活细节，从中挖掘出趣闻、史实及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同时，通过此栏目能让更多读者对近现代义乌名人有更多、更深的了解，给历史的长卷留下一页绚丽而生动的记录，让名人的艰苦奋斗和丰功伟绩作为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相传。
浙江杭州，车水马龙、游客熙攘，西湖之畔，和风吹拂，天空澄澈而明净；甘肃敦煌，天空悠远、阳光明烈，一望无际的黄沙地，被晒得暖烘烘的。江南温润之地与苍茫戈壁荒滩，浙江跟敦煌相隔很远，却与敦煌有着不解之缘。
张涌泉，浙江义乌人，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1977年考入浙江大学(原杭州大学)中文系读本科，1984年9月考入该校古籍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198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又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读博士、做博士后。主要从事近代汉字、敦煌学、写本文献学研究，代表作有《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汉语俗字丛考》、《敦煌写本文献学》等，曾获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中国社科院青年语言学家奖一等奖、胡绳青年学术奖、思勉原创奖多种奖励。
百余年前，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内破土而出的“敦煌遗书”，掀开了历史的神秘一角。在一代代敦煌学者的努力下，构筑了跨越时空与古人交流的桥梁。风云际会的历史与今人近在咫尺，一代一代的文化坚守者中，便有不少浙江儿女的身影扑身其中，张涌泉就是其中之一。
1981年撰写本科毕业论文，一个懵懂又执着的学生，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敦煌变文和俗语词；1984年，已届而立之年的他又考上了杭州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郭在贻引领着他走向了“敦煌”。此后数十年的探索，从一个个汉字日复一日的细细钻研，到这些年缀合敦煌残卷初见成效，触摸历史脉动的道路依旧漫漫。
西边的山脊上隐隐漂浮着一弯明月，此刻万籁俱寂，而他桌案前的台灯依旧明亮。
脸庞精瘦，古老又天真，盈盈三道弧，亲切的笑脸时常挂在脸庞。已过耳顺之年的张涌泉，闲暇时爱看书，这是在老家义乌学习劳作中保留下的习惯。正如以前的同事金鉴才送他的书法所云“乐在书中”。常年在文字中制造与历史旷久的对话，眼镜之下的是一双通晓古今的锐眼。
“去杭州大学新生报到的那天，我带着憧憬，离开了我的小山村泉塘。随着车轮的飞转，路在我的脚下向前延伸，迎接我的是一个新的更大的世界。”张涌泉回忆道，乡校一年多的代课经历，使他在恢复高考第一年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当年他是义乌全县惟一被杭大中文系录取的考生。
大学的求学生活，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当时的杭大中文系，名师云集，他们的课，他们的书，精彩纷呈，为渴求知识的张涌泉打开了一扇又一扇通向多彩世界的大门。浩瀚书海中，他肆意遨游，过着“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的求学生活。
然而时间久了，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和纷繁的学科知识，一颗细腻的心生出了些许迷茫，不知道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大学第三个学期，学院开设了一门新课——古代汉语。一个叫郭在贻的任课老师，说话带有浓重的山东口音，看起来并没什么特殊之处，但一讲起课来，我就完全着迷了。郭老师的课极大地激发了同学们的求知欲，也激起了我对古汉语的兴趣。”张涌泉说，和郭老师的关系，可以这样形容，一朝晤面，他的思绪豁然开朗。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张涌泉开始阅读古汉语方面的名著及选修语言学和文献学方面的课程。恩师们对后学的殷殷关怀之情以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促人奋进，也为他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那几年我写的每一篇读书札记，郭老师都仔细地看过，一字一句也不放过。记得我在一篇文章中把单人旁的‘俗’写成了双人旁，郭老师用红笔在旁边写了个大大的正字，并加上方框。”杭大老师谨严朴实的学风，给张涌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影响了他之后的求学治学之路。
张涌泉的著作集合
回家乡整理古籍
1981年底，张涌泉结束4年大学生活，告别恩师和同学，回到家乡义乌工作。当时的义乌文化馆与图书馆是合一的，图书室内4万册主要来源于清末著名学者朱一新家的线装古籍，因为专业人员的欠缺，无奈只能散乱在库房中。文化历史富矿静待整理与开发。
“我刚毕业被分配到义乌市文化馆，与一位已退休的老先生一起承担了整理古籍的任务。数量众多、内容纷杂的文献尘封多年，书页破损、顺序错乱，从中捋出一条以年代、内容为依据的目录线索，刚着手并不容易。”张涌泉说。
1982年，江南的冬季，透着瑟瑟阴冷，几间藏书室毗邻而设，纷乱的数万册古书堆放其间，让人难以有落脚之地。那一年的绣湖湖畔，喧嚣不舍昼夜，阵阵熏风中，是一个埋头古籍整理的清瘦身影以及在醇厚书香中定格下来的年轻脸庞。
“1983年底，这批古书基本清理完毕，变得井然有序。这时义乌图书馆分立，我也很荣幸被任命为首任馆长。”
回忆在家乡义乌两年多的工作经历，张涌泉说，扎根于一线的工作，不仅让他得以把在大学习得的版本学、目录学知识付诸实践运用，为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打下良好基础，还让他认识了许多义乌当地志同道合的友人。
“在义乌工作时，与金鉴才等同事曾谋划过一个想法，就是把义乌历史上的文献进行系统整理，编成一套《义乌丛书》，传承弘扬家乡的历史文化。”张涌泉说，图书馆本就是文化人的聚集之地，一群年轻人在一起谈古论今、畅谈想法，如今回忆起来仍十分美好。
就任县图书馆馆长不久，来自杭大恩师郭在贻教授的一纸鼓励，让他尘封在心中良久的梦想与激情又重新点燃起来。他重新踏上求学之路，考取了杭州大学硕士研究生。
张涌泉和团队多年搜求的契约文书
走近敦煌之路
敦煌，这个古丝绸之路的重镇，曾经风云际会，见证了无数历史变迁和盛衰荣辱。当朔风与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跳出盛极而衰的宿命。衰落的敦煌被人渐渐遗忘，直到公元1900年，王道士发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莫高窟藏经洞。
藏经洞内的文献包罗万象，既有儒家经典，又有罕见的异质宗教文献，还有古代西域少数民族的文本以及大批表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民间文书，为敦煌学者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鲜活的记录。
从这些沉寂了一千多年的珍贵文献出发，去破解无数扑朔迷离的历史密码，便发展出了敦煌学，这便是张涌泉在三十余个春秋里孜孜不倦的研究事业。
“那时我的主要研究方向，说得通俗一些，就是研究敦煌文献及后来的刻本文献里普通老百姓写的不规范的字‘俗字’。如国家的‘國’，唐代人常写作‘囯’，后来又写作‘国’。从‘國’到‘国’，究竟是怎么演变的呢?”张涌泉说，上讨其源，下穷其变，勾勒出每个汉字的渊源流变，以此复活文献中真实记载的历史。
1986年夏天，张涌泉完成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由于郭在贻老师力荐，得以留校任教，从而正式踏上至今仍深爱着的敦煌学研究道路。
从敦煌变文的校理到敦煌文献的系统整理，从敦煌俗字的辨识到《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编纂，从敦煌变文写本特点的探索到敦煌写本文献学学术体系的建构以及敦煌残卷的缀合，张涌泉在敦煌学的道路上耕耘了30多个春秋，成果丰硕，用他的话来说，学术生命已和敦煌融为一体。
“但在博大精深百科全书式的敦煌学领域，我仍不敢说已然走入，而只能说正在走近。在未来的岁月里，我愿意继续在狭长的河西走廊跋涉，并期待着有一天能无限接近‘敦煌’。”
在敦煌学研究的历史上，有一件一直萦绕在无数学者心头的憾事，便是在藏经洞打开的数年之内，里面的典籍书画，绝大多数被外国侵略者瓜分，流散到世界各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大多数写本，都是英国、法国、俄罗斯等多国博物馆的影印件，要看到原件，很难!”谈及这件憾事，张涌泉有些唏嘘。
敦煌藏经洞内尘封了一千多年的文献便是张涌泉的研究土壤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张涌泉和他的学生发现在7万号敦煌卷子里差不多有一万号的残卷是可以以缀合的方式按照顺序相互拼接回去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利用影印件，将本来撕裂在各国的残卷在内容上进行缀接，使原本失散的‘骨肉’重新团聚，这是另一种方式的回归。”这些年张涌泉和他的团队正在抓紧进行“敦煌残卷缀合研究”的大工程，随着这一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残卷被缀接在了一起。谈到这一点，欣喜和骄傲洋溢在他的脸上。
敦煌，这个古丝绸之路的重镇，曾经风云际会，见证了无数历史变迁和盛衰荣辱。当朔风与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跳出盛极而衰的宿命。衰落的敦煌被人渐渐遗忘，直到公元1900年，王道士发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古代文化宝藏——莫高窟藏经洞。
藏经洞内的文献包罗万象，既有儒家经典，又有罕见的异质宗教文献，还有古代西域少数民族的文本以及大批表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民间文书，为敦煌学者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鲜活的记录。
保护散落的民间文书
“这套名为《汤溪县鱼鳞图册》的档案，共有图册400余册，编制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金华汤溪县境内一块块分属不同业主的田土，都被墨笔勾勒出轮廓，如鱼鳞一样遍布其间，每块土地都详细登记了面积大小、四至疆界、业主姓名等信息。”张涌泉说，这份史书有记载的古代地籍档案——鱼鳞图册，这样系统完整保存在金华市档案馆，让他又惊又喜。
在数十年如一日的文字演变研究中，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激发了张涌泉内心极大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在遇到散落的民间契约文书后，又快速转换为一种发自内心的保护传承文化的行动力和实干精神。
此次参观之后，浙江师范大学随即启动了汤溪县鱼鳞图册的整理、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张涌泉带领团队开始对散落民间的各类历史文书档案进行着系统搜集整理。日前在浙师大成立的契约文书博物馆，馆内收藏的近十万件契约文书，正是来自他们多年的搜求。
走在契约文书博物馆内，一个个账本，一张张诉状，一件件土地契约，一本本鱼鳞图册，无不诉说着百年前乃至数百年前中国人的真实生活。
然而，鱼鳞图册只是张涌泉“写本文献学”版图中的一角。
在这位以研究敦煌写本而闻名海内外的学者看来，宋元以来的民间文书与敦煌写本时间相承、内容互补，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是一块亟待开采的宝藏。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与古村落、古民居相生相伴的民间文献面临湮散的危险。
苍茫戈壁荒滩的敦煌石窟
2013年，张涌泉拿出个人科研经费在浙江南部购得各类契约文书1万余件，其中明代契约文书就有70余件。此后，在浙师大的支持下，民间文书的收藏规模逐年提升。如今，在浙师大契约文书博物馆近十万件文书中，最早的一件文书书写于元代延祐六年(1319)，最晚的则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域涉及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云南等省，买卖、借贷、分家、立嗣等各种民间生活实态都有所体现。
为了保护、利用这些民间文书，在张涌泉的带领下，浙师大一方面正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杀虫、装裱、修复、数字化等工作，一方面已着手影印出版《浙江鱼鳞图册汇编》《浙江契约文书汇编》等图书，并将建设“浙江鱼鳞图册数据库”“浙江契约文书数据库”等数字资源，使之可以为学术界所共享。
编纂读本弘扬义乌文化
廿三里街道泉塘村，是张涌泉的家乡，与骆宾王的故里李塘，相隔仅一里。骆宾王“少年咏鹅才”的故事，在祖祖辈辈的讲述中，于孩童稚嫩的心田中播撒下了文化归属的种子。
穿梭于杭州、金华两地工作生活，家乡义乌永远是张涌泉的精神补给点。“我的根在这，虽然常年在外，心却始终牵挂着义乌的文化发展，一直想力所能及地为家乡做点什么”。
探寻义乌精神的文化源头，可以看见，风云历史上禅宗傅大士，文宗骆宾王，武宗宗泽等历史文化名人打造了一代代城市精神脊梁，在美名传颂的同时，普通大众却对他们留存下的文献知之甚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虽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与价值取向，但束之高阁的文言体文献，往往使其寻而无路。
“《义乌文史读本》的构想便是基于这一诉求产生的。”张涌泉说，如今这一由义乌市委市政府和浙江大学共同实施的文化项目已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张涌泉在讲解契约文书的前世今生
在全面梳理义乌地方文献的基础上，发掘、提炼义乌优秀历史文化中最精华、最经典的部分，对入选篇章加以精当的赏析、注释，辅以图片，图文并茂，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力争做到一编在手，地方风土典章灿然大备，历史文化精华网罗无遗，成为一部浓缩的地方文化史。
“家乡的历史，先贤的诗文，最能扣动人们的心弦，撒播文化自信的种子，让人产生灵魂上的共鸣，真正认识、尊重、欣赏这方生养自己的热土，激发大家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正是抱着这样的目的，我们提出编纂《义乌文史读本》的构想，希望能为家乡的文化建设贡献一份自己的心力。”张涌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