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伤名人苑 | 傅亦僧：不负韶华守初心

　　1辛亥风云 浩气长存

　　1885年10月13日，傅亦僧出生于雅西村的一个富豪家庭，拥有良田千亩。据村民介绍，2006年左右在他家挖出三只大箱，里面全部是房产田契，最早一份是乾隆年间的房契，可见富甲一方。

　　傅亦僧自幼好学，5岁时，父亲就为他延请名师教授，在家通晓了《四书》、《五经》等传统经典。16岁时，到县城绣湖书院攻读数学、自然等科学书籍。1904年，东渡日本留学，入成城中学。1906年，改入同文中学。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立近代中国第一个全国性领导革命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傅亦僧到日本后，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对清政府卖官鬻爵、内压外媚的腐败政治不满，由陈其美介绍参加了同盟会。其间，他多次聆听秋瑾的演讲，十分崇拜她的学识和革命意志，以至后来用秋瑾的号“竞雄”为其长女命名。

　　1907年8月，出于对东京同盟会总部的涣散，以及只注重在华南边境发动起义的种种不满，共进会被发起成立。由于傅亦僧学习成绩优异，待人诚恳，在同学中具有很高的威信，作为浙江唯一发起人的留日学生代表参加了在东京清风亭召开成立大会，并拟安排傅亦僧为江苏省都督人选。

　　1909年，傅亦僧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在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感召下，他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而创建中国国民总会是其革命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

　　中国国民总会是由留学日本的同盟会会员和上海地方精英组成的革命团体，成立早于同盟会中国总部。上海历史博物馆在撰写同盟会中部总会(武汉)及国民总会时，首先记载的是1911年4月23日留日学生傅亦僧、蒋洗凡由日本抵达上海，从而拉开了上海革命的序幕。

　　1911年1月，中国掀起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是辛亥革命前夜由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分头发动的一次反帝爱国运动。“保界拒约运动”刚一开始，中国留日学生便迅速行动起来，宣布成立“国民军”，欲有所行动。后来，留日各省同乡会代表集会，达成了“武力救国”的一致意见。会议决定不用“国民军”名义，而称中国国民会，推举同盟会员傅亦僧等四人为章程起草员，通过《留日中国国民会草纲》，确定“以提倡国民军为主，并研究政治、教育、实业”为宗旨。同时决定各省推举代表二人组成演说团，分往二十一个省演说，宣传救亡。4月18日，傅亦僧等六人由东京启程，分赴云南、东三省及上海，国内外运动开始合流。

　　傅亦僧等到沪后，立即展开活动。4月23日，中国学界联合会成立，到会者七百余人，沈缦云代表全国商团联合会致词。傅亦僧也在会上力陈外患日亟，建议各省普遍成立民团，加速准备武装。26日，在法租界天主堂街59号召集会议，宣传革命思想。会上傅亦僧向与会者介绍了国民会的筹组方法，“愿联合各界组成一大团体作总机关，以激发全国。”5月7日，由上海日报公会、全国学界联合会、中国精武体操会等十团体发起召开了欢迎国民会代表的大会。傅亦僧说:“国民会之宗旨以尚武救国为本，我辈旅游海外，痛受激刺……今日所希望者，共图救亡方法为主。”11日，傅亦僧等又邀请了各团体代表和各报记者召开了茶话会，决定开设事务所，为给要求加入国民总会的人提供方便。

　　6月11日，中国国民总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上海张园召开，发起人是陈其美、傅亦僧，社会各界四千余人参会，傅亦僧作了关于中国国民总会的报告，进行了中国国民总会的正副会长及坐办的选举。第二天上午，召开了全体职员会议，对当选的39名职员作了分工，傅亦僧等四人为庶务，以组织模范体操团等为目标，加强了宣传尚武精神的力度，同时也加强了会内的管理和制度。

　　国民总会总部的建立，影响甚大。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成立军政府。11月3日，上海起义成立都督府，革命党人陈其美任上海都督，这是同盟会人任都督的第一人。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来抵达上海，国民总会模范体操团派人到虹口轮船码头迎接，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模范体操团中有人“分任总统府各股工作，兼担任警卫军教练职务，至中山先生卸职返沪始止”。

　　1912年8月，中国国民党在北京成立，同年12月，国民党上海分部成立，中国国民总会正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14年，傅亦僧重渡日本，入法政大学攻读法学。1916年5月，傅亦僧受孙中山派遣到上海协助陈其美倒袁。但当他抵达上海时，陈其美已被袁世凯所害。于是他只得返回日本继续攻读法学，1918年毕业。

　　辛亥革命的风暴，不仅猛烈冲击了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也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绣湖学堂亦曾经开会，士绅傅亦僧、赵士英来校演说，师生皆踊跃剪辫，无不称快。

　　1916年，黄兴、蔡锷相继辞世，傅亦僧等十三个众议院议员特提出建议案，认为黄、蔡二人手造共和，丰功伟烈，“国家崇德报功亦当有特别酬庸之典，方足以慰英魂而示来兹。查各国先例有举行国葬之礼者，其意至良，其法至美。”二人丧礼“宜仿而行之”。政府于是令人起草相关法案，同年12月18日出台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国葬法》，为国葬典礼的举行提供了法律依据。

　　1918年，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怀着“国将不国”的沉重心情黯然离开广州回到上海。傅亦僧获悉后，从日本启程回国，在上海见到了孙中山，并为孙中山著书立说搜集了大量的中外资料。

　　1920年，其父傅松卿去世，孙中山曾亲笔题写悼词:“松卿先生千古‘教子有方’孙文”，让傅亦僧携回治丧。事后，傅亦僧曾把它拓印了一份并进行裱糊配匾悬挂。可惜前者于土改时遗失，后者于“文革”时被毁。

　　1922年5月，第一次直奉战争以直系战胜而告终。6月13日，北京政府总统换上了曹锟和黎元洪。南方革命党人陈炯明竟然倒戈叛变。这一突变，模糊了傅亦僧的革命视线，使他错误地认为只能以武力统一全国，社会才能安定，百姓才能安居乐业。

　　1924年10月，曹锟被冯玉祥逮捕，由段祺瑞临时执政。傅亦僧由此彻底领悟到，军阀都是粉碎国家和鱼肉百姓的“机器”，指望他们来富国强民是梦想。于是他决心仍旧去广东寻找孙中山。可是当他抵达广东时，孙中山已应冯玉祥邀请北上。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傅亦僧痛哭失声。经过再三考虑，于次年春招募了50余名青年组成“别动队”，聘请曾担任革命军连长的傅新灿当任教官进行训练，北伐前夕亲自将队伍送交给广东革命政府。可是，革命军接收了“别动队”，却不任用其本人，对他敬而远之，在广东逗留半年之后，感到前途渺茫，只得偕同傅新灿怅然而返。

　　2抗日救国 高风亮节

　　1942年5月，日军大举进犯浙东。义乌沦陷前，县国民政府搬迁到山盆村施政，于是一小撮地痞、流氓、恶霸乘机投敌，为虎作伥，当地百姓惶惶不可终日。

　　南区的一些乡镇长找到傅亦僧，要求他出来主持抗日卫乡事宜。傅亦僧慨然应允，连夜召开家庭会议。第二天，仅留下孙儿傅震及其母守家，其余人员全都转移到东朱。

　　傅亦僧会同朱升铨、何芸生等地方名流发出倡议:“组织武装自卫，维持地方安宁”，此举得到了赵宅赵钦生、青口王樟有等人的热烈响应。遂于6月上旬在白鹊寺召开乡镇长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义乌南区各乡镇联防办事处”(简称“南联”)，大家一致公推傅亦僧为主任，把南区武装自卫力量全部集中起来，以各乡镇原有武器为基础，统一编制，组织自卫武装，维护地方秩序，分中队和突击队进行抗战活动，铲除民族败类，埋地雷炸毁日军卡车，成功抓获在云黄山开采砩石的日军和汉奸，缴获日军一些枪支弹药，有力地钳制了日军的侵略行径。

　　“南联”队伍的不断扩大，成为日军的眼中钉，他们千方百计收罗汉奸打入“南联”，企图扑灭抗日武装。义乌伪县长熟悉傅亦僧曾留学日本，当过北京政府众议员，名声大，影响广，就写信邀请傅亦僧出任伪职，遭到了严词拒绝。

　　此后，日军为强逼傅亦僧就范，将他及其亲族的财物抢掠一空。只要风闻他回到雅西村，即来搜捕，以至于傅亦僧身边长年备着一包氰化钾，常常对部下说:“我若被擒，决不没降，就用它来结束自己”，宁死不屈的决心极大地鼓舞了“南联”弟兄们的斗志。

　　有一次，日军突然包围了雅西村。傅亦僧因越窗逃遁而腿部受伤。中共义南地下党马上与金东义西联防办事处主任吴山民取得联系，吴山民当即写信派人慰问，邀请他到西区治疗。傅亦僧应邀到西区八大队住了两个多月，加深了对共产党的认识和好感，结成共同抗日联盟，双方携手，相互配合，团结抗日。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西联”奉命北撤。“南联”部分人员编入国民党县中队，国民政府下达命令，要“南联”去围剿八大队。傅亦僧和朱升铨商量后，连夜派人将第二天“南联”的行军路线告诉了八大队，使八大队避开和“南联”正面接触，避免了一场不应发生的流血事件。

　　1946年3月，“南联”解散，傅亦僧解甲归田。国民政府行政院赠送“亮节清风”牌匾，义乌县政府委任他为义乌县救济院名誉院长。

　　3乐善布施 以惠梓乡

　　1922年(壬戌)夏秋，浙江遭受几十年未遇的特大水灾，给地方经济和人民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旅沪浙人痛切桑梓，均抱救济之怀”，浙江各同乡团体积极开展筹赈工作。傅亦僧等国旅京浙籍国会议员于9月中旬提出提案，要求即“请咨达政府迅令地方长官先办急赈，并查明被灾各属详实情形，分别轻重施赈。”上海是旅外浙人集聚重地，从丁丑灾荒实施大规模义赈到华北五省旱灾救济，旅沪浙商一直是中坚力量。

　　1923年10月，北京国会选举总统，曹锟以每票五千大洋贿选总统时，傅亦僧成为总统府顾问、众议员之议长。可是不久，即发现曹锟并非安邦治国之人，悔恨自己错入门庭，因而毅然解甲还乡，隐居家园。

　　1928年秋，傅亦僧赴上海开办了一家公交公司，因经营不善，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亏损倒闭，后来回到家乡后，拓展了新经营的领域。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蚕吐丝，蜂酿蜜”的说法。1928年至1931年，西方蜜蜂成了一项投机商品。傅亦僧曾参加北伐，知道用蜜蜂分泌的“蜂蜡”擦一下子弹的底部，就不会受潮而影响射击，就告知家人，要积蓄“蜂蜡”，以供应军需。当时有“几担蜂蜡就有几担黄金”之说，养蜂成了一本万利的好事。傅亦僧以雄厚的经济实力，率先从日本进口意大利蜜蜂，引进活框蜂箱和养蜂新技术，办起了以土蜂和洋蜂相结合“憎憎养蜂场”。短短几年时间，成为义南首富，也带动了义乌蜂业整体发展。令人遗憾的是，抗日期间，所存家中的数十担蜂蜡被日军抢夺一空。

　　数年后，傅亦僧回味过去走过历程，既然仕途不通，商海无情，何必强求?还是为百姓做点实事吧!于是，他拿出家中部分资金，购置了百余张课桌椅，聘请了两名教师，在祠堂内办起了“鹤杨小学”，鼓励村民送子女入学，免收其学费，为村民扫盲起了积极作用。

　　据佛堂镇志办工作人员贾沧斌在采访义乌县佛堂区人民政府首任区长王风时回忆，傅亦僧是个十分怀旧的人，对于教学老师十分挑剔，每年要重新聘任。但是，田心三村多才多艺的王风，不但得到了傅亦僧赏识，还利用剪纸艺术，博得了他家人的好感。王风在“鹤杨小学”教学了五年，他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天下为公”以及孙中山照片悬挂礼堂正中，时时提醒不忘孙中山临终时的遗嘱；把礼堂天井改造为花园，营造温馨的氛围；祠堂改造时按上楼梯扶手，做好安全设施。特别是创新教育改革，把体育、自然课带到室外田野，增强大家的社会实践能力，并以教书为职业掩护，去金师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开展中共活动。

　　直到1949年5月8日义乌解放，傅亦僧才知道王风的真实身份，感叹道“风云兄弟在我家工作生活5年，竟然没有暴露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共产党组织实在不简单。”

　　傅亦僧不仅热心教育，还把精力转移到医学上，潜心研究起《本草纲目》、《医宗经鉴》、《伤寒论》等医书，为村邻们把脉治病。他把乔亭的冯成金、施傅宅的傅秀朗两位名医延请至家，砌磋医理，交流心得体会。家中配有药柜，药物以廉价卖给病人。凡穷苦病人，他不仅不取医资分文，且慷慨解囊，拿出自己开户在佛堂的“沈太和”和“寿春堂”两家药店的“银折”给他们去撮药。因而他的医道、医德深受乡里的赞誉，求医者络绎不绝。

　　其实，傅亦僧从上海回家后，虽然对仕途心灰意冷，但成天与笔墨为伴，以书法和写作涵养人生，他是一名南社会员。

　　南社是辛亥革命的文化阵地，其发起人是柳亚子等，时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盛誉。南社取“操南音，不忘本也”之意，借诗词酬唱会友，提倡民族气节，发扬爱国民主思想，大造革命舆论，揭露帝国主义野心，抨击清朝统治的腐败无能，因而吸引了一大批爱国文人入会。1911年，由蒋洗凡在未填表南社社员名单中介绍傅亦僧入南社，编号为176号。

　　笔者在查阅傅亦僧南社雅集活动中记载，1928年重九之日，南社旅汕同仁雅集鮀岛陶芳园，与会者十二人，皆分匀赋诗，有傅亦僧参与其中，盖以南社前之雅集，多在申城或虎丘西湖也，而岭东未之有也。

　　然笔者从他女儿傅竞楠近300余封信函中，也没有找到傅亦僧记载的蛛丝马迹。四处打探后，发现了义乌博物馆收藏着一轴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画系主任、教授王云于1923年送傅亦僧的花鸟画作，以及赤岸镇大桥村杨希周家中曾保留傅亦僧的笔墨，可惜的是大部分书画作品不知何时遗失，只留下几张临摹墨宝。

　　1949年5月8日，义乌解放。傅亦僧认为自己将成为新政权的革命对象，悄然离开义乌，前往上海。同年冬，傅亦僧曾向时为上海市政府市长办公室主任的吴山民请教出路。吴山民对他进行政策开导和安慰，并叫他写一份自传，要求一式三份交给他，由他分别寄给浙江省政府、义乌县政府、田心乡政府。

　　1950年春，傅亦僧离开上海前往北京投亲。1951年北京市清理逃亡地主运动中把他收审。傅亦僧写了一份自传，相关人员看到资料后，认为其在义乌沦陷后，坚拒日寇逼其出任伪职并积极抗日，体现了民族气节，就释放了他。1952年，傅亦僧病逝于北京。

　　不久前，笔者走访了傅亦僧故居，整体建造中西结构，既有传统的木雕工艺，也有超前的转角扶手楼梯，更有现代气息的天井水池。村民陪同介绍说，故居叫“小洋房”，原来规模较大，因火灾原因，现所剩无几。

　　如今，故居已经成为了文化礼堂的重要部分，遗憾的是，故居内没有陈列傅亦僧的遗留实物，环顾四周空空如也，只有墙上的简历介绍和“真守堂”及复制孙文的“教子有方”牌匾。

　　现在，雅西村为弘扬名人文化，充实文化礼堂内涵，正向社会各界征集傅亦僧的实物，期待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