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中国2015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显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5省市去年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数约占全国总数的70%。其中，浙江法院自2011年以来，收结案数占全国总量的10%以上，多年位居全国第三。
浙江知识产权案件为何这么多？知识产权案件有哪些特点？近年涌现出哪些新型知识产权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哪些难点和瓶颈？带着这些疑问，《法制日报》记者近日走访了杭州、宁波、义乌3地法院，探寻答案。
经济活跃收案持续增长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高级法官应向健分析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都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经济越发达，企业就相对活跃，各种矛盾也会愈发突出。
据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均GDP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其中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60%以上。2015年，浙江省发明专利授权量2.3万件，同比增长74.3%，居全国第四位；全省新增注册商标10万件，总量逾100万件，居全国第二位。
应向健说，浙江省民营经济占主导，知识产权纠纷案件涉案主体以民营企业为主，线上线下市场成为知识产权纠纷多发领域。
浙江高院院长陈国猛介绍说，浙江知识产权案件的第一大特点就是收案量持续增长。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收案量从2011年的7597件上升至2015年的16999件，年均增长率达22.3%，远高于其他民商事案件。
陈国猛说，案件类型全面是浙江省知识产权案件的第二大特点。“不仅涉及著作权、专利、商标等传统领域，还扩展到网络著作权、网络域名、中华老字号、反垄断、特许经营、驰名商标司法认定和确认不侵权等新领域。”
据介绍，浙江省重大疑难复杂及新类型案件不断增多，审理难度不断加大。去年全省新收的2118件专利民事纠纷案件中，复杂技术方案的发明专利210件，上升66.7%。还出现涉及标准必要专利的垄断纠纷、新商业模式下互联网不正当竞争纠纷等新类型案件。
与时俱进应对新型案件
随着互联网与经济生活各领域深度融合，大量涉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案件涌入法院，考验着法院管理者和案件审判者的经验和智慧。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长李奕介绍说，杭州中院去年在民三庭增设电子商务诉讼指导办公室，探索统一涉电商纠纷案件裁判尺度，搭建与电商产业园区及企业的沟通平台，预警电子商务交易风险。同时，积极推进网上法庭建设，为电商纠纷案件当事人提供便利诉讼。
互联网领域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层出不穷，与此相应的诸如设置近似域名、安装插件、网络转播等名目繁多的涉网市场竞争纠纷涌入法院，法院的审判理念也需与时俱进。
为此，杭州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准确适用法律，划清合法与非法的界限，积极探索确立行为规则和行业规范，达到激励创新、增进消费者福利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效果。
互联网技术带来证据采集手段的巨大变革，给知识产权审判中相应证据的审核认定带来新挑战。
李奕说，杭州法院针对互联网远程访问、实时抓取云存储等取证方式的有效性、后台保存交易快照的真实性判断等问题，深入了解网络应用证据采集的技术原理，全面审查互联网经营者本身信誉度、与案件关联度、电子证据的生成环境、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等事实情况，作出采信与否的判断。
多措并举突破瓶颈问题
成本高、周期长、举证难、赔偿低，是长期以来制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四大瓶颈。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朱代红说，专利侵权往往比较隐蔽，权利人很难通过公开渠道获得公开证据。由于当事人举证能力有限，法院处理赔偿问题时方法单一，以法定赔偿居多，突破难度大。而一些案件当事人赢了官司却输了市场，则与案件审理周期过长有关。
宁波市中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宋妍说，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强，新型案件多，相关法律存在一定滞后性，一些案件依照现有法律很难圆满解决，需要知识产权法官的智慧创新。
对于这些瓶颈问题，浙江法院多措并举、努力创新、攻克难题。比如，灵活运用举证责任转移、文书提供命令、证据妨碍推定等证据规则，降低权利人举证难度，积极借助“外脑”解决技术难题，以解决举证难和事实认定难问题。
浙江法院致力于提高审判效率，从而缩短维权周期。自2012年以来，全省共有22家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知识产权案件，2015年共有4887件知识产权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此外，浙江法院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对于知识产权转化运用、规范市场竞争的作用。2015年，国内首家专业知识产权诉调对接第三方公益平台在义乌成立。平台试运行9个月，处理诉调对接案件409件，调解成功202件，调解成功率达49.39%。
在此基础上，浙江法院于今年3月在宁波开展知识产权综合运用与保护第三方平台试点。作为第三方公益平台的“升级版”，此平台具备知识产权诉调对接、运用转化、快速维权信息和宣传研究等多种功能，有效整合资源，促进知识产权纠纷“干戈化玉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