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第一代市场(湖清门)资料照片
中国义乌网11月23日讯（义乌商报记者 王婷）“1982年，我还在读幼儿班，家人抱我去妈妈的摊位玩。那时的摊位，其实就是块一米见方的水泥板。那时的市场，比农村的菜场还要破烂。”在国际商贸城的店铺里接受记者采访时，金罕岗如是说。他的商铺干净整洁，墙上挂满了色彩绚烂的围巾。
金罕岗是义乌第一批个体户之一何海美的儿子，义乌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湖清门小百货市场，是他童年记忆的一部分。
作为义乌新老两代创业者，何海美母子俩见证了“义乌奇迹”的诞生。只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曾想过，义乌这个一无所有的小县城，有朝一日会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化都市。
小摊小贩“萌芽时”
改革开放前，义乌只是浙江中部一个贫困的农业小县，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农闲时，“鸡毛换糖”是义乌货郎们传统的谋生手段:他们挑着装满敲糖的箩筐，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换取鸡毛和牙膏皮等废品。
上世纪70年代，货郎们放下了糖担，改为去各地农村集市摆摊兜售小商品。当时，义乌城区还不允许做生意，但在义乌影剧院等地已出现一些小摊小贩。何海美就是其中之一。
何海美的老家在当时的义乌县东河乡，离县城不远。1978年，古装电影《红楼梦》在义乌热播了三天三夜，追求美丽的意识在义乌城乡之间苏醒。
何海美的哥哥在部队参军，回家探亲时带回几张明星剧照，左邻右舍的年轻人不断向她哥哥打听“什么地方能买到这样的剧照”。站在一边的何海美从中看到了商机，就借了一架旧相机，偷偷带进义乌影剧院，坐在第一排“咔嚓、咔嚓”拍下年轻人喜欢的几个镜头，然后连夜冲洗成照片。第二天，她把刚冲洗好的黑白照片放到影剧院门口叫卖，想不到购买者和围观者围了一层又一层。
当时，何海美24岁。她清楚地记得，摆摊三天就赚了两百多块钱，当时她丈夫的工资是33元。
冯爱倩也是义乌第一批个体户。40年前，她在义乌饭店工作，工作时间从凌晨3点到下午3点，每月工资18元，养着家里5个孩子。
一心想着养家糊口的冯爱倩，争取到了一张在百货公司批货的“许可证”。1979年，她从义乌饭店辞职，到稠城镇信用社借了300元钱，从义乌百货公司进了一批拉链、纽扣、针、裤钩等日用小商品。
“在廿三里摆了一个摊，第一天赚了6元钱。一个月后把300元借款还清了。”冯爱倩说。在“鸡毛换糖”的发源地———廿三里，出于恢复当地传统民间商业的考虑，义乌县政府曾于1980年再度颁发了7000余份《小百货敲糖换取鸡毛什肥临时许可证》。
对于当时做生意的情形，何海美和冯爱倩的共同感受就是要不停地“逃”。因为当时对马路市场的合法性尚未达成共识。
市场因呼声而生
但是，“逃”着摆摊总不是长久之计。
“为什么不让我们做生意?”“我们家没饭吃，我要摆摊。”迫于生计的何海美、冯爱倩来到了时任义乌县委书记谢高华面前。
何海美、冯爱倩的质问代表了一批先行先试的义乌商户的心声，也引发了包括谢高华在内的义乌党政的讨论和思考。
对农民进城经商，堵还是疏?当时的义乌政府显然选择了后者。在经过下基层，连续几个月的时间走村串户，深入农户家中听取意见。面对群众的呼声，当时的义乌政府思想观念逐渐转变，坚定了一切从实际出发。
1982年3月26日上午，就稠城市场整顿问题，县政府再次召开由一名副职主持的县长办公会。当时工商局副局长叶荣贵、城阳区工商所所长王廷腊，也列席了这次会议。这就是义乌小商品市场开放前夕著名的“第二次县长办公会议”。
会议明确宣布:农民要富裕，就是要允许农民参与经商。大家都要支持，谁也不能眼红!何海美当时就站在会场的过道里，热泪长流，因为她知道，以后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做生意了。
1982年8月，义乌县稠城镇整顿市场领导小组下发了《关于加强义乌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这成为全国第一份明确认同农民商贩和专业市场合法化的政府文件。
一个月后，义乌政府投资9000元设立稠城镇小百货市场，地点在湖清门一条臭水沟。
11月25日至26日，谢高华在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对义乌小商品市场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
同年12月1日，义乌县委又下发了《关于大力支持专业户、重点户发展的几点意见》。“从现在的眼光回头看，义乌在全国率先打破城乡界线，早已允许农民田地流转，并同意农民进城经商。”市志办一名工作人员这样说道。
此后，义乌稠城镇朱店街两侧搭起了上可遮雨、下可摆摊的简陋市场设施，人称“草帽市场”。700多个摊位横空出世，向人们宣告:义乌小商品第一代市场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