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向日本友人介绍细菌战遗址。
平均年纪74岁，最大的89岁，最小的63岁。这群白发苍苍的日本老人，选择在“七七”这个特殊的日子前，来到中国。
义乌是他们此行的第一站。
当天，日本和平友好访问团一行18人，在原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带领下，先后走进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侵华日军细菌战义乌展览馆以及崇山村，实地调查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史实。
他们中不少人是第一次来义乌。义乌是细菌战受害重灾区，面对当年惨重的受害史实，有年过八旬的日本老人握着受害者亲属的手哭着忏悔，也有年过六旬的日本老人双膝跪地，长久不起。他们究竟在义乌遭遇了什么？为何如此动容？
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
效果图。
“非常抱歉，你们家里人一定非常悲痛”
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位于义乌和平公园内，紧邻五洲大道，距细菌战重灾区崇山村不到一公里。陈列馆主体建筑占地面积4480平方米，建筑面积868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7685平方米。陈列馆的建筑用地，是王选在2010年担任省政协委员期间，向时任省委主要领导反映后特批的。
当天气温高达35摄氏度，义乌市档案局副局长刘威和崇山村细菌战受害者遗属王兴国等人，等候在陈列馆门口。虽然还在紧张的施工中，整体建筑已巍然耸立，黑白错落的外墙看上去现代简约、庄严肃穆。
“义乌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受害地，是细菌战受难同胞的纪念地，是细菌战受害赔偿诉讼的发起地。陈列馆展陈主题为‘人类的劫难’，设四个展厅，分别为‘跨世纪的诉讼’‘反人类的罪恶’‘无法掩盖的罪证’‘不能忘却的纪念’。”刘威详细介绍了陈列馆的基本情况后，正要带日本友人参观，一行中年纪最大、89岁的渡边富子走到王兴国面前，紧紧握着他的手，流着泪说：“非常抱歉！非常对不起！你们的家里人一定非常悲痛。现在当权的日本政府，应该让他们知道细菌战的罪恶。”
“我爷爷王道生死得最早……”王兴国回忆，爷爷是中医。1942年10月，侵华日军在义乌疯狂实施细菌战，崇山村出现首例鼠疫患者后，爷爷全力救治，但终因鼠疫传染性太强，不仅首例患者没有救活，爷爷自己也被传染不幸去世，一家9人先后死于鼠疫。
王兴国的父亲王旌昌是细菌战跨国诉讼最早的108名原告之一，生前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政府不道歉，我死不瞑目。”
王兴国告诉渡边富子：“细菌战是历史，我永远不会忘记侵华日军细菌战给我们一家带来的巨大伤害。你们是为和平事业奔波的友好人士，我们感谢你们！”
这是渡边富子第六次来中国，到哈尔滨等细菌战受害地调查三次，到浙江是第一次。“之前以为只有哈尔滨等地才有，没想到义乌也有细菌战受害者，很悲惨。”
一行人最为关注的是第一展示跨世纪的诉讼，记者在现场看到，展墙已垒起，展厅的中央为细菌战跨国诉讼东京高等法院庭审场景还原，四周为原告法庭陈述书触摸屏，以及为细菌战诉讼努力的已故日本著名律师土屋公献的生前投影。王选获“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视频放在展厅醒目的位置。展厅长廊依次展开诉讼前的调查，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以及一审、二审、三审历时5年27次开庭审理的全过程。180名原告和212名中日律师的名单也以醒目的方式永载史册。
“没想到这里也有这么多受害者，对不起”
与陈列馆紧挨在一起的，是当年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活体解剖地林山寺。
林山寺位于崇山村西北1公里。史料记载，1942年10月，日军“荣”字1644部队分遣队、驻义乌的第86联队军医共20多人，以“防疫”为名义，进行了各种与细菌战有关的活动。林山寺本是村设立的鼠疫隔离点，可是为了检验在崇山村细菌武器的杀伤效果，日军竟丧心病狂地在林山寺这一佛门净地对鼠疫感染者施行活体解剖。崇山村45个村民死在这里，20余人至今尸骨不存。以崇山鼠疫受害者器官培植的鼠疫菌，被侵华日军命名为“松山株”，用来生产更具杀伤力的细菌武器。
林山寺前的空地上竖着上世纪90年代初立的纪念碑，左侧建有本世纪初立的劫波亭，黑色大理石墙上，密密麻麻1100多名细菌战义乌遇难者名字。王选和日本友人一一上前鞠躬，焚香悼念。
佐藤洁是一行中年纪最轻的，63岁，个子高高的。轮到他上香时，在深深地弯腰鞠了一躬后，即双膝下跪，低首合十，长久不起。
和渡边富子一样，佐藤洁也是第一次来到浙江。他这是第四次来中国，之前去的是哈尔滨等细菌战受害地。“没想到这里也有这么多受害者。对当年没有追究日本天皇的责任，很对不起。现在，我们很有必要做，和平力量太弱了。”
日本和平友好访问团团长、日本ABC企画委员会事务局局长和田千代子对金华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本报曾多次对她进行报道。
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系日本对华友好团体，是长期从事反战和平事业并反对核武器、生物武器及化学武器的民间社团。该团体多年来针对日本侵华战争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了调查取证，并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的保护开发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日本国内很多人，到现在都不知道细菌战。”和田千代子今年70岁，她说，自己也是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日本细菌战研究专家森正孝才了解这一史实的。“我很能理解受害者的心情，一人受害，全家受难。”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和田千代子已24次率团来中国调查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史实。“每次来心情都很沉重、很悲伤。”和田千代子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日本真是不行，按理，这个馆应该是日本人建的”
70岁的小野贤二(以下简称小野)是日本著名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者。去年5月，日本电视台播出轰动一时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就是根据他找到的证据拍摄的。
小野话不多，瘦削的脸上戴着眼镜，穿一件白色T恤，在人群中一点不显眼。大多数时候，他喜欢自己一个人认真地看。
小野也是第一次来浙江，对细菌战这段历史，和许多日本人一样，此前他很少了解。
小野是一名普通的日本人，出生在福岛，在福岛一家化工厂工作了40多年后退休，业余喜欢踢足球。他最早知道南京大屠杀是1971年，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在其撰写的《通向南京之路》一书中，披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我不是学历史的，看了《通向南京之路》，我想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段历史，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又是怎么想怎么看的。”小野的家乡福岛当年也有很多人应征入伍，在日军攻打南京的部队里。“我的周围有很多到中国打过仗的人，从小，我就听上一辈的人说起战争，说他们在中国做了比如斩首、射杀等坏事。”
小野最早开始寻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是在1987年，38岁。 “那时足球不能像年轻时那么踢了，想找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做。我做的是搜集南京大屠杀加害方的证据，这个最难了。在日本，如果没有加害方的证据，南京大屠杀就变成了捏造。我记得，第一个上门采访的老兵，不管我去了多少趟，就是怎么都不肯说。我的调查做什么，一个是老兵的证词，一个是老兵的日记，这两方面要对得起来。有些老兵虽然会和你讲，但日记不肯拿出来。日记肯拿出来的人，真的很少。”
小野主要采访福岛步兵第65联队的侵华老兵。王选介绍，65联队号称“白虎部队”，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曾大规模屠杀战俘。
在31年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小野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被拒门外，却从没想过放弃。“一般来说，老兵的第一反应是不让你进屋。如果让你进屋，那就意味着可以对话了。绝大多数老兵不让你进屋，往往一个老兵家就要去好几趟。从把你堵在门口，到愿意让你进屋、和你对话，直至最后把日记等证据材料拿出来给你，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小野印象最深的一个老兵，他平时虽然愿意讲，自己在中国做了什么坏事，但日记就是不肯拿出来。“有一次，我请他来参加和平友好运动的证词集会，他居然把日记带来了。距我第一次见到他，都过了30年啦！”
这个老兵究竟在日记里记了什么，让他如此讳莫如深？
“(1937年)12月16日，将部分被俘中国士兵5000人押往扬子江岸边，以机关枪射杀之，随后用刺刀刺……自己当时大概也捅了有30个人吧。
站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挺着刺刀……
嗯、嗯，中国士兵的呻吟声，统统杀光，一个不留，还借了一把刀割下脑袋……”
这个老兵在日记拿出来后不久，就去世了。“人生快走到尽头，他的良心上过不去。”
小野靠着这股韧劲，采访了200多个参与南京大屠杀日军部队老兵的证言，收集了31本老兵日记。这些弥足珍贵、铁板钉钉的加害方证据，成为南京大屠杀血腥历史无法抹杀的铁证。
采访时，小野特别提到了侵华日军细菌战史实(义乌)陈列馆：“日本真是不行，按理，这个馆应该是日本人建的。”
以历史为鉴。渡边富子、佐藤洁、小野贤二、和田千代子……在越来越多日本友好人士昭显敢于正视历史勇气的同时，这段黑暗而沉重的历史也正在拷问着更多人的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