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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义乌网11月19日讯(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供图)1964年4月造访陈望道，在2010年重新发现采访文稿。如今，年逾八旬的金普森教授将当年的记录文稿捐献给了陈望道故里收藏。
今年重阳节期间，年逾八旬的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金普森将自己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采访陈望道时的文稿，捐献给了陈望道故里收藏与展出，把陈望道当年回忆建党前后的情况和经历呈现给广大观众，以表达对陈望道的敬仰与对家乡义乌的深厚感情。当天，在捐出文稿时，金普森教授还特写下了一段说明，叙述了当年采访陈望道时的经过。
据金普森回忆，1964年4月19日，陈望道在杭州大学作《关于语言研究的建议》的学术讲演。演讲结束后与杭州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合了影。当年在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金普森，就与楼学礼、沈家善等前往陈望道下榻处采访，请他谈谈中共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陈望道十分乐意地接受了他们的采访。因为金普森与陈望道是同乡，采访就由他来主持。采访结束回校后，先由沈家善整理了一份采访稿，楼学礼和金普森则在原稿的基础上作了补充和修改。2010年，金普森在整理文稿时，找到了这份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访问记录。
金普森出生于1932年重阳节，字重阳。如今，他特选在今年重阳节期间捐献文稿，可见有着特殊的含义。金普森旅居杭州长达半个多世纪，在年逾古稀后卸去行政职务与众多社会兼职后，有了更多时间回义乌走走看看，并决定为家乡的文化事业发展做点贡献。那么，在这份采访稿中，陈望道又谈了些什么呢?
投身新文化运动，在“一师风潮”中的使命担当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突出的标志就是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些倾向社会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联合起来。也在这一年，从日本留学归国的陈望道，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浙江一师”)担任国文教员。
“我从日本回来后，住在杭州城站清泰旅馆。先有台州中学校长(他曾到日本参观，因而认识)要我去教语文。后来，浙江一师校长经亨颐知道了，就到清泰旅馆来，叫我搬到学校里去住，要我下半年就在浙江一师教书。因接受了台州中学校长的邀请在先，所以我没有同意。他就说:‘把学校当作旅馆好了。下学期如果愿意在这里教就在这里教，如果不愿意可以到台州去。如果留在我们这里，我别的没有什么可以奉送，只是你喜欢怎么教就怎么教。’于是，我就留下来了。但是讲好，如果台州方面再来邀请，我还是应该去台州的。”陈望道在接受金普森等采访时说。
陈望道在浙江一师教语文，讲授一些新的文艺理论。不到半年，浙江教育厅查办浙江一师的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这四个国文教员，即所谓“四大金刚”，罪名是:“非孝、废孔、公妻、共产”。“‘非孝’是因为学生施存统写了一篇‘非孝’的文章，这篇文章我没有看过；‘废孔’，则与我们有关系，当年孔子的生日，大家都放假，而我们没有放假；至于‘公妻、共产’，则是因为光有上面两条，还够不上查办的罪名而被附加上去的。”陈望道说。
“‘五·四’以后，我读了点马克思主义书籍。我们的被查办，在杭州闹了一个很大的风潮。结果是他们收回了成命，我们跑了。他们要校长辞退这四个人，但校长因为事先说过让教员喜欢怎么教就怎么教的，所以不能辞退我。问题不能解决，教育厅便撤去经亨颐的校长职务，另派了一个新校长。学生就关起铁门，不让经校长走，也不准新校长进来。后来，政府当局派军警包围了学校，把学生集合在操场上，以刺刀威胁学生，甚至有学生被殴伤，强迫他们欢迎新校长，由此引起了全杭州师生的公愤。浙江一师以外的学生，也带了铺盖到浙江一师，支援浙江一师同学。这种反抗旧势力的精神，是‘五·四’前所没有的。”陈望道说。
“这一事件后，我回老家了。在家乡分水塘的旧房子里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说。
为建党助航，抵沪后的工作重点是宣传和组建工会
1920年4月底，陈望道携带着《共产党宣言》译稿抵达上海，与陈独秀建立了密切联系。当时，建党成为他们整个工作的主旨和核心，一些新的重要任务接踵而来，其中首要的是对工人阶级的组织与教育。
“我们当时做的工作，其一是宣传(不公开)，用的是‘五·四’时的活动方法。进步的积极分子，一方面自己写文章、印刊物组织书报贩卖部，贩卖新书和旧书。通过卖书的情况，可以知道什么人比较进步，这些都是组织青年做的。”据陈望道回忆，“《新青年》原在北京，后来搬到上海，1920年我到沪后就由我担任编辑。起初，《新青年》上登载的社会主义的文章都是翻译的。当时，我们许多人一边译书写文章，一边学习和工作。”
在这期间，陈望道拥有两大报刊的宣传阵地。“《新青年》是第一个阵地，另一个阵地则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组织党的许多人编辑，每天出版一次，刊出的文章很多。此外，我们还到各学校去演讲。”陈望道回忆说。
陈望道所说的第二项工作是组建工会。“起先组织的有三个:印刷工会、邮电工会、纺织工会。组织办法是开设补习班，替工人补习文化。像现在电影《燎原》(上映于1962年)所描写的，使工人觉悟起来。工会原来是救济性的，党成立以后，就加强战斗性了。”陈望道说。
“我记得1921年阴历新年的时候，我们还不到十个人，曾经四处拜年，印了许多红帖子。正面写的是‘恭贺新禧’，背面写的是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挨家挨户地去送帖子。那时上海新年流行这种送帖子的风气。陈独秀、我、沈雁冰、李达都去送。”陈望道说。
党成立时在中央工作，此后投身于文教战线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望道当时身在上海却没有参加“一大”，这是“一大谜团”。
“党成立以后，发展很快。我开始是在中央的，我没有去参加代表会，因为我和陈独秀意见有些不合。”陈望道说。
陈望道说，他的个性也很强，因而离开了中央。但他离开中央的时候就说过:“革命是不断发展的，要使共产主义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我虽然离开中央，但我们都是同志，党要我做的事，我会尽力去做。”此后，陈望道就在文教战线上工作了。
据陈望道回忆，上海大学是党办的最初的干部学校，陈独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他:“望道兄:上大请你负责，凡是需要同志们做的，你都提出来好了。”由此可见，上海大学是中央办的，不少同志都来讲课，名义上是请“名人演讲”，实际上是党在主持。当时，于右任当校长，陈望道做教务长。
陈望道回忆说，当时的上海大学有三个系:一是外文系，完全是资产阶级的，非党的，教员都是发了钱才来上课，没有钱不上课；二是中文系，教员中有部分是党员，沈雁冰经常去讲课；三是社会系，整个都是党的人。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模糊外面人，让他们看不清楚学校的真正面目。
上海大学在当时影响很大。除了上海大学，还有中华艺术大学，也是由许多中共党员一起兴办的。“我们还开过书店，被封了，就换个地方再开。当时开书店并没什么钱，用的是版税，办杂志也是如此。此外，我们还办过一个外国语学校，外面挂着外国语学校的牌子，里面实际上是进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工作。”陈望道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