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义乌市赤岸镇东朱村人，现年83岁，1950年春季在佛堂大成中学初中毕业，年底考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从此离开了家乡。1951年6月参军后，在部队服役了26年。我有两次难忘的出国参战的峥嵘岁月经历，即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
抗美援朝
1952年6月1日，我与60位男女同学，从南京华东军区司令部青年干校经过一年的学习和专业培训后，分配到朝鲜志愿军65军194师司令部机要科任译电员。
志愿军65军暨194师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是带着红色基因创建起来的部队。这支部队1951年2月入朝，并参加了第五次战役。战役结束后，在开城前线担负保卫开城和开展机动防御作战任务。此时，我来到了该部队。
以苦为荣
当年我18岁，刚参加工作，一出校门就有机会到前线参战是件很荣幸的事。
当时都说朝鲜战场很艰苦。我心里想，去朝鲜参战是自己申请的，流血牺牲都不怕，吃点苦算不了什么。
初到朝鲜前线，最先遇到的是缺少生活用品，有钱无处买。肥皂、卫生纸、牙膏、牙刷及烟茶等常断档。爱抽烟的没烟抽，有的同志就卷起树叶过烟瘾。没有肥皂洗不成衣服，也无处洗澡。时间长了，几乎每个人身上都长了“革命虫”(志愿军称虱子)，咬得人又痛又痒。我们一空下来，就埋头捉“革命虫”。
1952年底，毛主席发出指示:紧急动员起来，做好大打恶打的准备。部队转移到山上露营，大雪封山，气温在零下20—30度。我和许多同志一样手脚都生了冻疮。为了御寒，全科同志都三三两两拼铺睡。我和干校时的同学荆辅瀛看到一个自然坑，铲了几下雪，铲不动，就把雨布铺垫在上面，共睡一个被窝。当晚觉得睡得香香的，第二天收起雨布，发现半融化的雪下方露出团团大粪，弄得我俩哭笑不得。
住在山上，每天吃两顿饭，为躲避敌机，做饭无准时，下顿不接上顿是常有的事。顿顿吃的高粱饭，我从小吃大米饭长大，感觉高粱饭硬梆梆的，吃不惯。宁少吃一口，也不愿多吃点，肚子老觉得空空的。
两次遇险
第一次遇险是刚入朝的第三天晚上。我和20多位同学在志愿军司令部去十九兵团的乘车途中。沿途看到朝鲜的城市和乡村，被美帝国主义的飞机炸成一片片一堆堆废墟，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一路上，我们把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打败美帝国主义野心狼”唱得震天响。
就在这时，我们突然遭到敌机轰炸扫射。慌乱中司机想逃离，却与对面来的车相撞。车被撞破损了，我和车上4人被摔到地上。当时我已失去知觉，多亏同学们把我拖出现场。待我清醒过来，发现自己满脸是血，左手也是血，两条腿肿胀变粗，行动困难。两车共伤了6人，伤员立即被送到就近的野战医院治疗。检查结果，我有轻度脑震荡，牙齿少了两颗，左手食指指甲盖断裂，所幸无大碍。经过医院的急救和治疗，两天后我带伤出院，与同学们再上路到了兵团。
1952年10月，军首长指令，将194师581团配属给友军，需派两名译电员到该团指挥所工作。在我主动要求下，与师兄石翠岩到了团指挥所。团指挥所设在176米的高地坑道内，离前沿阵地很近。敌我双方隔江对峙，阵地上空敌机频繁活动，地面上双方的冷枪冷炮声不断。住在坑道内，平时不允许人员在洞外活动，出入洞要做伪装，行动要隐蔽。有一天，我去背山坡蹲厕所，没有做伪装，回来路上动作也较缓慢。可能被敌方观察哨盯上了，说时迟，那时快，我突然遭到敌人数枚空炸坦克炮的袭击。炮弹片落了一大片，离我脚下不足一米远。所幸我逃进了坑道，躲过了一劫。团参谋长在洞口看到这一幕，把我叫过去严厉地训斥了一顿。这是我入朝后的第二次遇险。
分享胜利喜悦
1952年9月，65军党委发出“确保开城、寸土必争”的号召。我师经过周密部署，命令582团三次攻打红山包和67高地。第一次攻打的晚上，我们几人特意跑到红山包山顶观察战况。站在山上最先看到的是配属582团的炮兵，他们正施以猛烈的急袭，15分钟后，升起三颗红色信号弹。582团勇士们向敌人发起冲锋，激战不到10分钟，全歼守敌，我方无一伤亡。战斗结束，我方撤出了阵地。
敌人吃了败仗，不善罢甘休，再次占领红山包。你要占领我就要打你，就这样一个多月时间，三次攻打红山包和67高地，战况也不断升级。敌人反扑的次数从一天两三次猛增到29次，兵力由班排增至连营。敌人向该处阵地倾泻炮弹二万余发，投弹1300余枚，燃烧弹130多枚……但红山包和67高地依然由582团勇士们坚守着，最终敌人以失败告终。
此次战斗，我师582团的勇士们打得勇猛顽强，用较小的代价取得重大的胜利，共毙伤敌人1300余人，击落敌机1架，击伤9架，击毁坦克16辆……。据战后查明，敌伪陆战一团团长，因战败被撤职，营长自杀身亡。
一个多月以来，前方战况越紧急，机要工作越忙，许多战况和胜利的捷报，是经过我们译电员的手，把电文传送出去的。我这个见习译电员，因此得到了锻炼的机会。
当和谈代表团首长李克农获知胜利后，立即向我65军和194师领导表示热烈祝贺!随后他又亲赴582团向参战指战员进行了慰问!
数年后，有记者采访了194师师长张振川(当年他是582团团长)。他曾说过电影《英雄儿女》王成原型，就是出在我们582团战士身上。
战友情深
入朝的第三天晚上，我们同行的20多位同学，因汽车撞坏逗留在旷野。前不着店，后不着村，当晚大家挤在破车上熬了一夜。第二天接人的车还未来，没有吃的，怎么办?有人提出去找附近的兄弟部队借点粮，熬点稀饭吃。我们找到了兄弟单位领导。他们得知情况后，非常热情地把我们接过去，不仅为我们做了热菜热饭吃，还腾出自己的床铺让我们休息。素不相识的战友，深情相助，感动我一生。
我们机要科加上三位通信员，共有13人，来自河北、山东等六省区。大家日日夜夜生活、战斗在一起，就像一家人过日子，相互关心，互相帮助，不分你我，情同手足。
按规定，每人都要自己挖一个防空掩体。我因伤病未愈，拿不了镐锹。通信员小唐、小王主动帮我挖。我洗不了衣服，他们就帮我洗。入冬后天冷了，老同志陈安池看我没有铺垫的褥子，就把他心爱的战利品军用毛毯送给了我。我在团指挥所工作期间，住坑道睡地铺，因阴暗、潮湿等原因，两次患病。师兄石翠岩像对待亲兄弟一样，为我寻医找药，还把做好的病号饭送到我嘴边。
科里的老同志、老党员更关心的是新同志和非党员的进步。党支部委员杨连聚(我入党介绍人)、党小组长陈安池经常与我们谈心、交心，帮助我们提高觉悟，鼓励我们靠拢组织。1953年回国前我第一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回国后第二年我加入了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在朝鲜战场，我认识了老伴孔德英(军机要处译电员)和其他一些战友。至今已过去65个年头了，我们老两口还与十几位战友保持亲密联系。我们个个都保持晚节，共享祖国繁荣昌盛，安度晚年。
援越抗美
1965年3月，上级机要部门派我到援越抗美建筑工程二支队七大队任机要股长。1965年5月上旬，我们经友谊关入越，援助越南构筑防御工事和对空作战。
妻子送我上前线
我原在天津郊区某师炮兵团任机要股长。组织上考虑到我们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于1964年4月将我调到山西省军区雁北军分区工作，在大同市我和妻子才有了自己的家。安稳的生活过了不足一年，接到出国参战的调令，感到太突然了，真不知道该如何向妻子说。所以接到命令后，我没有立即告诉她，心里感到内疚，刚生活到一起孩子又小，这一走说不定何时才能回来，家庭的担子全部落到她的肩上。拖了一天又一夜后，才对她讲了实情。
让我想不到的是，妻子考虑片刻后说:“一个军人随时都要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思想准备，咱们都是军人出身，都懂得这个道理。你放心去吧，不要有顾虑!”她的言行让我大受感动。
过了两天，妻子孔德英买了火车票，亲自送我到北京新部队。
防空袭
我支队入越后不久，兄弟部队八大队一个连，中午开饭时炊烟暴露了目标，遭到美帝国主义飞机轰炸。未料及的是，被炸后数分钟部队正在抢险施救，可恶的敌机第二次来袭，进行更加疯狂的轰炸，致使该连60余人伤亡；有一援越兄弟部队正召开党委会，12名与会人员全部被炸身亡……
一次次的空袭，一次次给我们敲响警钟，防空袭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们机要股的同志们，一年中基本上做到只要听到防空信号，不管敌机有多远，工作有多忙，都会不顾一切收拾好密码文件，提着包找地方隐蔽。
驻守岛上我七大队高射炮营和高射机枪连指战员们，他们肩负对空作战，不仅要预防敌机，更重要的是千方百计寻找战机，他们日夜坚守在山头上，英勇善战，一年中共击落美帝国主义F-105飞机20余架，有力保障了施工部队的安全。
与毒虫抗争
部队刚上岛，给人的第一感觉这里风景秀丽，丘陵山地，草木深深，很迷人。但驻下后，则给人另一番感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这支来自北方的部队，不适应亚热带气候，以及因潮湿等条件下滋生的那些毒虫害虫对人的侵犯。
出人意料的，我们上岛的第一天晚上，部队露宿在近山边。我大队卫生队的一名年轻体壮的卫生员，半夜起来小解，毒蛇爬上行军床将他咬伤，经抢救无效，三天后就牺牲在吉婆岛上。
惊恐之余，我们发现岛上毒蛇多得让人难以相信，眼镜蛇、竹叶青等毒蛇随处可见在地上、在树上爬行。有一天早晨，我股小曹刚要跨出帐篷，突然惊叫一声，原来一条三米多长的蛇盘在地上。我立即打电话叫了司令部十多位同志，他们提着竹竿、扁担来帮忙，才将其打死。
战地练兵
在越南的一年时间里，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及时准确地完成了密码电报数十万字的译电任务，并且确保了密码和人员的绝对安全。
译电工作一天不练就会生疏忘记，所以必须坚持天天练。在战场练兵困难较多，没有桌子就利用床板当桌子，没有凳子，找木头自己做。就这样因陋就简，为战地练兵和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对新分配来的和实习的同志，给予他们更多的实干机会。
练兵既要练业务技术，也要练思想。机要股人多，又都是年轻人，个个有朝气，上进心强。不足的是年轻人好动、贪玩、自由散漫。部队上政治思想要求高，我就利用党团活动时间把大家召集在一起，让大家谈工作、谈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经受援越抗美磨练的我股译电员，后来有5人晋升为团职机要科长。
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有的还与我保持联系，过年过节打来电话，送上一份祝福，叫一声“朱股长，您好”!
这也是我人生中最荣幸的一段经历。
